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体。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风险控制是银行管理和稳健运行的关键，由于商业银行具有风险内生性和较大的外部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世人敲响了警钟。因此，世界各国都对商业银行实施较一般工商企业更为严格的管理。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曾经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本身也固化了计划经济的一系列特征。虽然在资产规模、人员素质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积累了诸如巨额不良资产之类的包袱。随着加入WTO步伐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外部经营环境趋于恶化。因此，认真研究国有商业银行风险产生的根源，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风险产生的角度看，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主要是制度性风险。所谓制度性风险是指由于我国政府、国有企业和银行的职能错位而导致的银行风险。这种制度性风险是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经济参与者在综合平衡风险和收益之后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因此制度性风险具有可预见性和不可控制性（这里所说的不可控制是指如果不改变既有的制度安排，单单依靠银行自身改善管理是不能解决的）。 作者认为，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积累了如此巨大的不良资产，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对银行的认识不清，没有把国有商业银行当作真正的银行，只重视其筹集资金、服务国家建设的功能，忽视银行优化资源配置和银行自身的风险控制。政府仍然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视为国有企业经营（包括解困）的资金提供者，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配置就不是完全根据市场原则；其次，国有商业银行单一的产权结构和不合理的管理体制，也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低效率。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单一的国有产权结构，使得它本身也具有一般国有企业的弊病（比如缺乏内在预算约束、人浮于事、衙门作风等）。国家担心失去国有银行稳定的资金来源和害怕其改革失败的巨大负效应，不敢或者不愿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造成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滞后，大量的不良资产不断产生；再次，国有企业在提供就业、上缴税收、稳定社会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国有企业在整个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国有企业的生存就不能完全根据市场原则，否则大量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的集中倒闭将导致社会动荡，不符合政府的效用函数。亏损企业的生存需要政府的财政补贴，在国家财政紧张的约束下，国家具有强烈的动机对银行实施控制，行政干预银行的信贷分配。这是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产生的制度根源。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是政府（包括政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国有企业和银行之间在既定制度安排（或者说外在约束）下多方博弈的结果，单单依靠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内部改革根本不可能杜绝这种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产生。事实上，商业银行内部的 二 内容捉耍改革己经进行了几年，但收效甚微。内部改革的不成功证明了作者的判断是正确的。 要从根本上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问题，必须走出银行自身改革的局限，从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这一三角关系入手，重新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把自身应该管好的事情作好（比如提供公共物品和良好的法治环境），国有企业的经营领域应该限制在非国有资本不愿意或者不能够进入的领域，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并不应仅仅通过建立国有企业来实现。从经济学常识看，国有企业的建立既有可能为国家创造一定的利润，也可能因经营亏损形成财政负担，而后者往往是实践中的常态，世界各国概莫能外。离开我国经济转轨不谈，不论是从经济学原理看，还是从世界其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践看，都不能够找到国家控制商业银行的依据。因此，从长远看，国家应该放弃对商业银行的所有权控制（国家可以对商业银行实施其他政策导向来体现政府意图）。商业银行不论是国有的、股份制的、还是外资的，都应无一例外的接受市场的考验，按照市场原则行事，市场面前人人平等。国有商业银行能否生存和发展，应该完全取决于自身的市场竟争力，而不能依靠国家的行政保护。 在理论上最理想的、最好的目标并不一定是现实中最好的选择。一个好的目标如果不能实现或者无法实现，就失去了现实的意义。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各种制度、政策和措施都不配套，特别是市场经济运行所要求的法治体系尚不完善，几千年形成的封建思想也需要时间来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将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 虽然市场经济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同样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由于历史传统、文化和道德等因素的差异，其具体的经济体制并不完全一致。但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按照等价、平等、自主的交换原则，市场主体必须按照利润最大化目标来安排其经营活动。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应该更多地重视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做法，不要强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