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在印度的勃兴，有着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传统的印度人民党极力鼓吹“印度教特质”和“整体人本主义”的哲学信条，通过强化印度教认同和在选战中推行联盟战略，成功地于1998年3月上台执政，成为与国大党相抗衡的另一支全国性政治力量。主要基于与国大党完全不同的政治理念，特别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哲学，印度人民党从古代思想文化中挖掘出了与当今国际政治现实极为吻合、同时具有浓厚印度特色的国际政治思想。对此，印度人民党政府作了如下明晰的解释:在当今全球化的大潮中，人们见证的权势转移将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而且也是观念意义上的。那么，在后不结盟的时代里，印度需要找寻的是什么呢？本质上，印度找寻的是外交政策的哲学基础，以便据此推导出印度的国家政策目标，开展协调一致的外交行动，以服务于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根本上，就是在印度人民党基本哲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尊奉古代印度著名战略思想家考底利耶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以“曼荼罗”地缘政治理论和“印度第一”的国家利益观为指导，来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印度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多中心国际体系。　　历史上，尽管印度政府从不曾明晰地阐释其国家安全战略，但印度的战略行为及其外交实践无疑充分体现了印度传统战略思维，即“曼荼罗”思想的影响。与国大党政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8年3月上台的印度人民党政府直言不讳地用“曼荼罗”模式来阐释印度外交政策的优先排序，即借用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提供的有益的概念框架，将印度的外交政策视为围绕着一个轴心展开的三个连续的中心圈:第一圈是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地区，第二圈是南亚的大周边地区——东亚、东南亚、海湾地区、中亚及印度洋沿岸国家，而第三圈包括的则是涉及全球议题的更为广大的地理区域。在一个地缘政治不确定的世界里，印度人民党政府认为首先最重要的是确保印度直接邻国的和平与稳定;其次重要的是大周边地区;而全球和平与稳定尽管符合印度的利益，但却不是印度特有的，所有国家都希望如此。印度人民党政府还认为，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提出的6种形式的国家政策，即和平、战争、中立、显示武力、联盟、与一国和平共处而对另一国发动战争，至今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国家间关系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以考底利耶提出的6种政策为基础，变化了的可能只是发动战争和寻求和平的方法。那么，在这种“曼荼罗”结构中，如何给印度以恰当的定位呢？视民族抱负为国家利益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深信，印度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在即将到来的亚洲世纪里，将扮演一个伟大的角色。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基于对不结盟战略的反思，特别是基于对当前国际体系结构的基本特征以及印度在其中的机遇和挑战的总体把握，印度人民党政府推行了一项可称之为“整体战略”的基本战略。根本上，就是要在国家利益已经远远拓展开来、战略疆界也远远超出了南亚范围的全球化时代里，变革思想观念，用印度人民党一贯主张和倡导的整体思维模式，来严肃地思考国家战略问题。具体地，就是以核武器为中心，全面加强自己的各项权势，在此基础上抵制严重危及印度国家安全、特别是有损其大国追求的单极图谋，同时优化战略决策机制，为推进基本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原有的地区条约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双边主义、地区主义及其他手段，超越印巴均势，以期走出南亚;推行所谓的第二轮“东向政策”，为印度的大国地位作地理和利益上的界定;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现实，推进中印关系，以期实现中印双重崛起;继承“尼赫鲁的遗产”，发展和深化俄印战略关系，全面塑造亚洲均势，同时不自缚于具有浓厚对美倾向的所谓“印俄中战略三角”，确保在亚洲安全秩序中的战略主动;作为一个“有限的挑战者”，在对美关系上寻求突破核困境，以便与当今惟一有能力塑造印度和南亚地区安全环境的超级大国美国“搭车”，以合作的姿态换取其对印度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的理解和认同。实际上，“整体战略”就是自助、搭车与制衡的有机统一。　　据此，印度人民党政府首先摒弃了“尼赫鲁架构”的束缚，特别是摒弃了国大党政府企图游离于大国权势政治之外的“不结盟”战略。历史地，尽管不结盟在各个方面都明显地符合独立后的印度对其主要政策的高度概念化的解读，同时也符合其处理国际关系的行为方式，但在印度人民党政府看来，从战略上讲，尼赫鲁式的外交政策并没有给印度留下稳定的安全环境，甚至安全的边界。它给印度留下的是矛盾与模棱两可的心态，以及不确定的令人担忧的未来。他们鼓吹，在今天的世界里，不结盟已经失去了它的光泽，现在的世界是经济和军事力量决定一切。为了获得更大的国际权势和影响力，印度人民党政府清晰地从道义语言转向现实政治，认为在新千年来临之际，仅当印度彻底检讨国家安全的防护措施，明白无误、专心致志地明判和促进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下定政治决心惩罚那些力图损害印度安全的国家，以及以一个负责任、可依赖、值得信任的国家行事，印度才能有效地应对面临着的各种挑战。为此，印度必须采取全部的四种方式——多边主义、地区主义、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来追求其国家利益。　　自尼赫鲁以来，印度外交政策中的一根主线就是追求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地位。当然，不同时期这一雄心的强度各不相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也不一样，采取强硬立场的意愿也不一致。印度人民党政府上台后，不仅带来了国家政治生活语言和一些根本的政治信条与原则的变化，而且根本改变了印度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哲学基础，改变了追求国家政策目标的基本战略，改变了推行具体战略的方式、方法和风格，因而通过改变自己，影响了世界。显然，印度人民党政府留给下届政府乃至以后其他政府最可贵的财富是核力量以及由此而来的战略自信。同时，它也留下了一个极其复杂、也极为紧迫的战略问题:如何构建一个自身安全所必须的、远远超出南亚次大陆的地缘政治框架，使之既能化解社会政治变革必然带来的冲击和损伤，又能演变成共同承担管理责任的地缘政治核心。　　总体上，印度人民党政府的基本战略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印度的国际形象，同时也促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对印度政府治国能力的挑战依然是如何协调印度的安全需求与国际社会目前对核武器的合理担心之间的冲突。这实际上表明，在急剧变动的世界里，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须适应变化了的国际秩序，通过改变自己去影响世界。其中，优化战略环境的核心在于如何协调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印度人民党政府的基本战略提示人们，与世界主要大国发展一种紧密的利益依存关系，是成为大国共同体中合法一员的先决条件。　　显然，印度人民党政府的基本战略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尽管如此，仍有几项根本的转变将会得到继承和弘扬:第一，印度外交政策的重心将从第三世界转向促进自身利益。目前，印度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努力，就暗示了印度更感兴趣的是国际体系的管理者，而不甘心只是作一个第三世界抗议运动的领导人;第二，摒弃反西方、特别是反对美国的传统战略思维模式，充分挖掘和利用“民主政治”这张王牌，努力营造与美国之间“天然盟友”的良好氛围，缩小观念上的分歧，争取在关键的战略问题上达成一致或理解，以便逐步形成一种“战略共生”关系;第三，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可见，传承与变革仍将是未来印度政府基本战略的首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