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实地调查,延安地区共发现宋金石窟81处、136座窟(龛)。本论文主要利用考古学、文献学、艺术史学及图像学的基本方法,对延安宋金石窟的造像题材和题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释读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洞窟形制、造像题材、造像风格等的变化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进一步结合有纪年的洞窟及造像,对延安宋金石窟进行了系统的分期和断代,将其分为北宋早期、中期、晚期和金代早期四个阶段。北宋早期开窟数量少、规模小、造像题材单一,在洞窟形制、造像题材和风格方面均表现出对延安地区唐代石窟造像的显著模仿。这一时期的造像较为浑厚、古朴,略显笨拙。北宋中期,洞窟数量略有增加,但其规模依然不大。造像题材逐渐丰富起来,出现了一些新题材。造像风格逐渐走向成熟,开始形成清秀、内敛的造像特点。北宋晚期石窟数量急剧增加,洞窟形制、造像题材多样,特别是出现了数量可观的大型和超大型洞窟。造像艺术进入成熟期,佛、菩萨造像形成了含蓄、内敛、超脱凡俗的风格特点,天王、罗汉等造像则更加接近凡俗。北宋灭亡以后,延安地区的开窟数量骤然减少,在洞窟形制、造像题材上基本延续了北宋晚期洞窟的特点。造像风格逐步发生转变,形成了金代端庄肃穆、自信豪迈、粗犷健硕的造像特点。同时,本论文以造像题记为核心,对延安宋金石窟的工匠及其开窟造像问题进行了重点考察。北宋早期有以米延福为主的工匠群体,主要活动于富县一带,以模仿唐代石窟造像为主。北宋中期到金初期最重要的是来自鄜州的介氏工匠家族,他们在延安地区的开窟造像活动至少持续了100年之久,历经不少于5代人,所开凿洞窟包括有题名的15座窟(龛)和没有明确提名的数座洞窟,其影响波及整个延安地区及邻近的陇东地区等。另外,钟山第10窟的王信、月坪石窟的赵后、石寺河第1窟的王志、何家洼石窟的弋达、真武洞大佛寺第2窟的母逸等开窟工匠,均具有较高的造像技艺,是延安宋金石窟的主要建造者。最后,本文选取了延安宋金石窟造像中较具代表性的僧伽、地藏、玄奘取经、涅槃图像之乐舞者形象等四类题材进行了个案分析,以此揭示延安宋金石窟造像的特点和内涵。延安宋金石窟中的僧伽造像表现为和观音、弥勒佛、宝志与万回、十六罗汉等造像的不同组合形式,主要反映了信众对生前和平、富足生活的期许和亡后净土世界的向往。地藏与十王及地狱图像同样具有丰富的组合形式,尤为重要的是发现了金地藏与闵公、道明和尚的造像组合,将金地藏信仰及相关故事、图像的形成时间由明代提前到了北宋中期。地藏十王与观音十六罗汉、涅槃图像等组合形式,揭示出劝恶向善、救度生人和救拔亡者是延安宋金石窟地藏信仰的思想核心。延安是玄奘取经图像最为集中,且产生时代最早的地区。本论文通过与甘肃、川渝地区及山西等地玄奘取经图像的比对,清晰的展现了延安宋金石窟玄奘取经图像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延安宋金石窟大量出现玄奘取经图像,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是北宋时期兴起的佛教复兴运动,其二是玄奘本人与陕北地区的特殊因缘。延安宋金石窟涅槃图像中的乐舞者,分为外道乐舞庆佛涅槃和罗汉奏乐供养两种类型。涅槃图像中的乐舞外道,产生于北朝时期,继承了犍陀罗时期的裸体外道形象,唐代以后变为了婆罗门形象,宋辽金夏时期依然盛行婆罗门形象,但同时又出现了汉装胡人形象者。外道乐舞图像与末法、护法思想关系密切。罗汉奏乐图像,是对人天乐舞供养释迦涅槃内容的改造,以罗汉代替乐舞供养的人天,旨在突出罗汉的传法与救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