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的京师大学堂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北京以其拥有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聚集了大批优秀的文人，并在外来文化思潮大量涌入和现代传播媒介的推动下成为文化中心。但是20年代军阀混战造成了北京政治环境的污浊，一批进步文人遭到严酷的迫害，大量文学期刊也被查封。进步报刊《语丝》也难逃噩运，被奉系军阀查封。语丝派成员也随之分化为分别以鲁迅和周作人为代表的两大阵营。为了寻找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庇护，大批文人辗转来到当时的国际大都市上海。这次迁徙不仅是文化中心的南移，还导致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历史性转移。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爆发后，中国文坛进入了史称的三十年代文学，这是一个浴血的文学年代。1930年左联的成立则标志着文学向左转。五四时期大量涌入中国的外来文艺思潮经过历史的筛选与中国本土文艺实践运动相结合，形成了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两大文艺思潮相对立的局面。在新的时代、文化大背景下，留守北京的周作人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与左右翼文人的对抗中创办了《骆驼草》周刊。 《骆驼草》周刊远避当时文坛的政治化与商业化，强调纯文艺创作，以个人性情的抒写为艺术之根本，坚守精英主义文化立场以及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性，体现了《骆驼草》同人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在时代大环境的转型下，以周作人为精神领袖的《骆驼草》同人远避现实惨酷的斗争，摒弃语丝时期的进击精神，从时代主流撤离下来，退守书斋过着隐逸生活，从事于抒发性灵的趣味小品文和抒情小说的创作以及外来文化的译介。这一时期周作人的小品文从风格境界到美学境界都走向成熟，与俞平伯一起力争给小品文以文学正统之地位。废名的抒情小说则达到了他无法再超越的至高点。《骆驼草》周刊是周作人等自由主义作家自由发表言说的一份有着浓郁自由主义气息的小刊物，其草木虫鱼式的趣味闲谈实际上蕴含着他们“自我性灵的自由表现”的文学观念。作为1930年北京唯一一份综合性文艺期刊，《骆驼草》周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价值与作用。在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发展历程中，《骆驼草》周刊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从含混状态到完全获得独立发展空间的转型期。在文化中心南迁文坛向左转、上海文坛的商业性和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骆驼草》同人自觉从本土文化中寻找创新基点，坚守五四纯文学创作、倡导文学本体观，为三十年代文学及现代文坛提供了另一条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