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医学传教活动,目前国内外研究者虽然众多,但针对中国内陆闭塞落后地区的区域性案例研究还极为匮乏,同时关于加拿大传教使团在中国医学传教的研究更为罕见,所以,本论文选取加拿大长老会在近代豫北的医学传教进行研究便具有以上两方面填补一定空白的意义。另外,相较欧美各国,加拿大传教使团登场较晚甚至是最晚,又因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从而较少带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功利目的,而更多地是基于传播上帝“福音”的纯宗教活动。同时,加拿大传教使团医学传教的目的地——近代豫北又是一块封闭、落后的尚待“开垦”的处女地。这就使得本选题又具有了作为中西科学文化交流的一个纯粹、典型案例的学术研究价值。明确了选题的价值,本论文便从问题出发,根据档案资料、口述史料、实物资料、加拿大传教士后人提供的资料这“四位一体”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循着历史的线索,在近代中国的大背景下,发掘、梳理和尽可能地还原加拿大长老会在豫北60年(1888-1947年)的医学传教活动,分析其分期、走向、特色、规律、影响以及与近代豫北社会的互动关系,厘清了社会福音运动在从以“疗灵”为主向以“疗身”为主转变中的作用、河南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在西医本土化进程中的地位以及加拿大传教使团“四进四出”豫北对其医学传教活动的影响等等问题。为此,本论文选取从加拿大长老会传教使团进入豫北进行医学传教的1888年为开端,到1947年加拿大长老会传教使团永久地撤离豫北,这60年的时间跨度作为研究对象,将加拿大长老会在豫北医学传教活动划分为五大时期：即1888-1903年间的创业期(巡诊、诊所)、1903-1927年间的发展期(医院)、1927-1937年间的鼎盛期、1937-1945年间的动荡期以及1945-1947年间的恢复-撤退期。不过,在具体分门别类的论述中,又不完全拘泥于以上的五大分期时间,而是遵循着西学东渐从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三个层面的大的走向,即遵循西方医学在豫北的体制化进程。本论文由绪论、八章正文和结语共十部分组成。绪论介绍选题的意义,相关的研究进展,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是全文的一个总纲；第一章介绍豫北医学传教的背景,即加拿大长老会何以会选择豫北；第二章介绍西方医学在豫北的植入,为生存而战的艰辛历程,即近代豫北医学传教是怎样开始的；第三章介绍近代豫北医院的雏形,即近代豫北医学传教是怎样发展的；第四章介绍正规化医院(以托管制、住院医疗为标志)的建立,即近代豫北医学传教是怎样深入的；第五章介绍近代豫北的医学教育,即近代豫北医学传教是怎样支撑的；第六章介绍公共卫生事业和农村医疗网建设,即发掘近代豫北医学传教是怎样拓展的；第七章介绍近代豫北医学传教的衰落与医院的新生,即教会医学的终结与新中国医学的诞生；第八章则是关于近代豫北医学体制化、本土化的特征及其历史影响,即豫北医学传教留给今天的有形和无形的遗产；最后是结语,对加拿大长老会在豫北60年一个甲子的医学传教历程、特点、规律、影响和当今的启示进行了回顾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加拿大长老会在豫北医学传教活动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西方医学在豫北体制化、本土化的历程,也大致遵循着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精神层面三个层次的发展大主轴。所以,本论文的撰写思路既是历史的脉络,也是西方医学在豫北体制化、本土化的脉络,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本论文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创新：第一,本研究在材料的搜集上是一个创新,根据档案资料、口述史料、实物资料、加拿大传教士后人提供的资料,以“四位一体”的方式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拿材料的方式新,取得的材料新。不仅如此,本研究是国内外首次对加拿大长老会在华即豫北医学传教活动的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加拿大长老会在豫北的医学传教活动,无论是外在的器物,还是内在的制度和精神,给今天豫北、河南乃至中国的医院经营、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管理等事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本文对这笔遗产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发掘、整理和展示,特别是人文关怀、人道主义的精神和实践力量。第二,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和出发点,提出了诸如加拿大长老会为什么会选择豫北作为传教基地、何以会长期独霸豫北、其成功的秘诀何在(医院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公共卫生、医学教育等)、社会福音运动与河南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在其中有怎样的影响以及豫北医学传教的分期、进程、特点、规律和影响是什么等问题,然后通过实证的分析和系统的研究尽可能地解答了这些问题,这种解答的过程与答案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第三,本研究以实证材料阐明了这样一个结论,即加拿大长老会在豫北的医学传教是西方医学体制化(医院、管理、制度、护理、护校、公共卫生理念、护理分会等)与本土化(男护士、男女合校、中文教材、汉语讲授、不办医学高等教育、寄宿制人才培养模式、农村医疗网等)相结合的产物,是中西间的妥协、折中和融合,双方都有改变,既不是完全的体制化(因规模和目的的局限,不可能是全面的体制化,如缺乏豫北的医学“共同体”及其制度和章程,也没有专门固定的出版物等),也不是完全的本土化(尽管中方教职人员多方争斗,也未做到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运作；特别是,这种本土化始终是在西方医学体制化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其结果就是豫北特色的西医体制化。中西两种文化在西医东渐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冲突与磨合,不断寻找一种平衡点,遵循矛盾-冲突-妥协-融合-平衡出出的不断循环演进的过程和规律。第四,本研究不仅是西方医学在中国体制化、本土化的一个典型和纯粹的研究标本,填补了西医东渐个案研究以及近代豫北医学传教研究的空白,而且以实证的案例揭示和证明了西学东渐中的一个现象和规律,即相对于科学技术的其他门类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以及各类应用技术和实用工程等,医学是兼科技与人道于一身的“仁术”,所以,西方医学的传播相对较少受到经济、交通、文化等发展水平的制约,而能在相对封闭、落后的乡村地区如近代的豫北迅速、深入并全面的展开和深入。究其原因,是传教士传教的需要与中国底层百姓求医祛病最现实、最迫切的诉求能够最直接对接的结果。本论文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对西方医学在豫北的体制化、本土化的历程及其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俗、中西学关系等互动的系统相关性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