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域外少年司法相对发达的国家，都明文规定了这一制度。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起步较晚，但是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刑罚个别化和再社会化等理论渗透到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我国改变了过去“报应模式”的狭隘理念，围绕“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制定了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制度。研究域外的社会调查制度可以发现，他们的制度设计比较科学，有专业的调查主体，丰富的调查内容和科学的调查方式，并且英美法系国家将社会调查视为证据，提高了社会调查的法律效能。除此之外，域外对这一制度的实行有详细的程序规定，实施过程中配套了相关的监督措施。相比之下，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较原则性，可操作性不强，这也是导致这一制度适用率不高的原因。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过去的实践基础上，正式确立了社会调查制度是一大进步，但是对于社会调查制度实践中凸显的问题，仍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如何使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施行；如何将原则性的规定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在确定社会调查的主体、调查内容、调查方式、法律属性的基础上，还应结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加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扩大社会调查的适用领域，体现这一制度的实用价值。除此之外，填补社会调查程序与制约机制的空白，避免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流于形式，保证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