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自问世以来，在明清阶段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文人们纷纷以序、跋、笔记、书信等种种评论形式发表对它的评价。可谓赞之者有之，毁之者亦有之。除此以外，明崇祯本、清康熙年间张竹坡以及光绪年间文龙以评点的形式发表对《金瓶梅》的评论，其中尤以张竹坡和文龙的评点系统而全面。在对《金瓶梅》的评价中，关于《金瓶梅》的主旨问题，是自《金瓶梅》问世以来，《金瓶梅》研究中一个深受关注的关键问题，关系到读者该如何看待和理解《金瓶梅》这部书。本文对明清阶段关于《金瓶梅》主旨的阐释作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清理出这一阶段对其主旨的阐释主要从“世情”、“泄愤”、“劝戒”三个方面着眼的。第一部分分析了人情小说中“世情书”的特点以及明清阶段论者对《金瓶梅》“世情”主旨的阐释，第二部分是“发愤著书”说溯源以及梳理明清阶段论者对《金瓶梅》“泄愤”主旨逐步深入认识的过程，第三部分分析了在小说的不同发展阶段其“劝戒”的不同特点以及明清阶段论者对《金瓶梅》“劝戒”主旨的阐释。结语着重阐释“世情”、“泄愤”、“劝戒”这三大主旨的逻辑关系以及对今后研究的影响。对明清阶段关于《金瓶梅》“世情”、“泄愤”、“劝戒”主旨阐释的梳理和研究，是将其放在小说史与小说理论史的大背景下来把握的。《金瓶梅》在长篇世情小说中有着开创地位，而“发愤著书”、“劝戒”则是传统小说理论的重要命题，《金瓶梅》这部“奇书”，其“泄愤”、“劝戒”主旨对传统既有继承，更多地是发展。明确《金瓶梅》主旨的“世情”、“泄愤”、“劝戒”三方面构成，有助于了解《金瓶梅》的独特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