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实际控制人及其对公司的影响切入主题。第一,分析实际控制人立法定义及其不足,重构了实际控制人的界定标准:把“控制”理解为在经营管理活动、重大事项决策方面能支配、操纵公司。采用实质说和形式说相结合的方式找到实际控制人。在重构标准下将实际控制人类型化为基于投资关系的实际控制人、基于契约关系的实际控制人、基于委托关系的实际控制人和基于人身关系的实际控制人。第二,实际控制人通过操控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的方式影响公司的意思形成;通过操控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职务代理人的方式影响公司的外部意思表示。接下来研究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行为承担责任的三大理论基础:一是扩展的信义义务。信义义务主体已经由传统的董事、高管扩张到了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同样是扩展的信义义务,二者并不完全相同。股东的信义义务源自经济学理论。只要一方行为对对方利益产生影响,就是对方的受托人。在自我交易中,股东本能驱使利益天平倾向自己,从而使信义义务拓展到了股东,这也是经济学理论在法学的渗透。而实际控制人主要通过制造关联关系等方式操控董事和高管,此时实际控制人应当承担与董事高管一样的信义义务。二是因果关系理论,实际控制人在某些情况下是公司行为的原因力;三是公平正义,实质正义要求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行为承担责任。第三部分,重点论述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行为承担责任的边界。该部分以现有责任框架中存在的不足,分析出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行为承担责任的构成要件,从两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行为所生之债的责任承担,首先讨论实际控制人自己行为造成公司债务可能引发的责任,其次研究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行为的责任。二是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行为违法后果的责任承担。简要论述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行为违法后果的行政责任,重点论述公司法中的实际控制人是否可以被归为单位犯罪的主体范畴。最后提出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行为承担责任的制度完善建议:一是扩张人格否认制度的责任主体范围,将实际控制人纳入其中。二是引入“影子董事”制度,董事义务还包括实施董事行为相关的人。三是明确上市公司的查证责任,对实际控制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进行监督。四是促进刑法和公司法的协调统一,将实际控制人明确列举为单位犯罪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