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司法中重要制度之一,减资在发挥调整经营结构、避免资本过剩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对债权人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国《公司法》第177条规定了对债权人的通知义务,但却未对违反该种义务的民事责任作出规定,从而引发了大量的纠纷。基于此,本文研究的问题为:在公司减资违反对债权人的通知义务时,债权人利益如何得到保护,如何寻求救济。除了问题的提出部分外,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笔者对债权人起诉公司违反通知义务要求股东承担相应责任的案件进行梳理,发现司法裁判中对于违反通知义务情形下减资效力的认定、股东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股东承担责任或不承担责任的依据存在着大量的分歧。第二部分,基于第一部分的判决梳理,对我国司法裁判出现混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是因为我国立法存在空白,既未规定减资生效的要件,也未明确违反减资通知义务的民事责任;其次,在立法粗疏的情况下,理论界的认识又不能达成一致,对于减资的效力问题、股东是否担责、责任基础为何也多有分歧,未能对司法实践给予有效指导。第三部分是对现有裁判路径的反思。首先对现有判决对减资效力的认定作出批判,现有判决大多选择回避对减资效力的认定或只给出结论性的意见,而减资效力的认定应当为债权人救济的前提与基础。接下来对现有裁判中所采用的几类股东责任的裁判依据作出批判,指出不论是类推适用抽逃出资、类推未出资或未全面出资、适用侵权法,还是适用担保法的规定要求股东承担责任都有其显著的局限性。最后对现有裁判判决股东不承担责任的说理进行反思。第四部分是对违反减资通知义务的效力进行探讨。首先明确了减资效力的认定基础:减资决议与减资行为的效力应被区分认定,而后从《公司法》第177条的性质、债权人通知程序设置的目的、交易成本与效率等几个角度出发,得出将违反通知义务的减资效果认定为对特定债权人不产生对抗效力更为合理的结论。第五部分及结论是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探索债权人救济的路径:债权人行使救济权的前提是公司违反通知义务并且减资导致公司无法清偿债务,此时减资股东承担责任有其必要性及应然性,立法应明确违反通知义务时的债权人有权请求减资股东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