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老龄化逐渐呈现出发展速度快、人口基数庞大以及地区差异显著等特点,加之计划生育等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的附加效应,导致我国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同时也使得老年人养老保障问题日益恶化,集中反映为长期照护服务资源供给与养老需求之间的错配。虽然我国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养老政策制定与完善、养老产业发展与优化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努力,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然而老年人口数量与预期寿命的不断增加,其对照护服务与养老设施的需求也在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家庭少子化与核心化的发展趋势,家庭照料方面人力供给资源的不断下降,致使养老资源供给方与需求方的矛盾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供需视角,选取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方即老年人群体,以及长期照护服务的供给方即家庭照护、社区照护以及机构照护三个层面探讨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的供需均衡问题。因此,本研究遵循以下逻辑范式:(1)本文首先基于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理论以及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具体将长期照护服务的供给形式划分为家庭照护、社区照护以及机构照护。(1)整体角度,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家庭、社区与机构三个供给主体层面构建关于长期照护服务供给能力的评价体系,剖析我国地区间长期照护服务资源分配是否均衡有效;(2)分步评价,本文首次尝试基于CLASS数据库对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下家庭照护、社区照护以及机构照护三种服务供需信息的挖掘,能够较为全面地掌握与评价我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的供需状况,弥补了国内供需角度层面关于长期照护服务整体评价的空白。(2)其次,本文的实证分析逻辑框架是层层递进深入的关系,在有效需求理论即需求决定供给的理论下,确定了老年长期照护服务的供给应该以老年群体的需求为基础,因此本文的分析侧重点在于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服务需求。并且采用安德森行为模型将家庭照护、社区照护以及机构照护三种长期照护服务方式全部融合进了一个实证分析框架,这也是本文最大的创新点。主要是鉴于长期照护服务与医疗服务具有非常相似特点的基础,即它们的使用都是以“消费能力”为中心的个人选择行为,因此本文参考广泛应用在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安德森行为模型(Andersen’s behavioral model);同时结合长期照护服务选择行为的特点对其进行了合理改造。其中,基于安德森行为模型框架下的长期照护服务选择行为(个人行为),是环境特征、个人特征和养老效果综合影响的结果。其理论模型有利于客观评析我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的供需匹配有效度,也在一定程度充实了国内关于该领域研究的不足。(1)家庭照护中,采用安德森行为模型侧重于个人行为一即长期照护方式意愿选择的分析;(2)社区照护中,采用安德森行为模型侧重于个人行为二即长期照护服务利用行为的分析,并且从供需角度出发即供给水平与客观需要相结合,探究影响老年人社区照护服务主观需求的相关因素;(3)机构照护中,采用安德森行为模型,结合上述个人行为(行为一:长期照护方式意愿选择与行为二:长期照护服务利用行为)进而分析对老年人养老效果即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其分析逻辑有助于将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行为与行为结果将联系,同时也有利于提出促进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供需匹配、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根据以上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长期照护服务供给能力的整体评价部分:本部分采用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提供2017年数据),依据家庭照护、社区照护以及机构照护三种服务方式所对应的的责任主体,选取了反映我国地区长期照护服务供给能力的34个指标,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与主成分分析法,从而对其供给能力进行具体的剖析。研究发现:(1)我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人口老龄化标准,同时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其长期照护服务的综合供给能力尚未满足老年人的整体养老需求;(2)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长期照护服务供给能力最占优势,西部地区的供给劣势尤为明显,养老资源在地区间的分布也极为不均衡;(3)上述结果侧面说明地区经济实力强的省份,其长期照护服务综合供给能力也相对较强,因此更应重视养老服务资源在西部以及中部地区的倾斜与分配,以满足经济欠发达地区其老年人日益严峻的长期照护服务需求。第二,家庭照护服务的供需分析部分:(1)从需求层面而言,受儒家思想以及孝文化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九成老年人选择自己家或者子女家养老,而且农村地区老年人选择家庭成员养老的意愿更为强烈。为了进一步深入探析各类因素对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需求方式的影响,笔者采用2014年CLASS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同时基于安德森行为模型为分析框架,建立多项Logit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倾向因素、使能因素、需求因素对老年人家庭照护服务选择方式决策行为的影响,并比较各类因素影响的差异作用。其中老年人子女数量越多,其未来选择家庭照护模式的意愿会更强烈,同时儿子数量对父母未来选择家庭照护的倾向作用显示更强。(2)从供给层面而言,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家庭成员仍然是家庭照护服务的内部供给主体,同时也是老年人选择提供护理服务的首要倾向;政府、社区与社会组织作为家庭养老服务的外部供给主体的作用体现并不明显。但是,随着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空巢”老人数量的不断增加,自身工作、抚养孩童与照顾老人之间的突出矛盾,以及其他导致家庭照护功能弱化的因素,家庭照护功能会不断外溢到社会化照护服务体系中。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失能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逐步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与此同时,老年人高龄化与失能化并存发展的局面,使得青壮年子女面临上有赡养义务、下有抚养责任的负担也会持续加剧。第三,社区照护服务的供需分析部分:(1)从需求层面而言,我国老年人关于社区照护服务呈现“高需求、低利用”的态势,其中加权需求结果显示最高的为“陪同看病”等医疗护理类服务,其次是“老年人服务热线”等精神慰藉类服务,最后则是生活照顾类服务。当前社区照护服务的供需不平衡现状仍然较为严峻,生活照顾类、医疗护理类以及精神慰藉类共三类服务九个项目下,有相应需求但未获供给的老年人比例几乎均超过三成。其中精神慰藉类服务的供需不平衡比例最高,其次则是医疗护理类以及生活照顾类服务。笔者采用2014年CLASS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以安德森行为模型为分析框架,具体探讨老年人关于社区照护服务的主观需求是基于其自身客观需求产生,还是源于现有供给导向;从倾向因素、使能因素、需求因素依次探索各因素对老年人社区照护服务需求的定量影响。(1)倾向因素中,年龄越大的老年人关于社区照护服务的主观需求则更为强烈;有配偶老人相比孤寡老人在社区照护服务方面的主观需求也更低;同时,城镇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对社区照护服务的需求表达更为显著。(2)使能因素中主要考察了社区照护服务的供给水平,现有社区照护服务的供给水平对老年人关于其的主观需求正向影响显著。(3)需求因素中具体分析了老年人其自身的客观需求状况对社区照护服务的影响作用,其中自评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明显比健康一般或较差的老年人关于社区照护服务的主观需求低;收入越高的老年人其对社区照护服务的主观需求也更显强烈。(2)从供给层面而言,当前社区照护服务类型中供给水平最高的则是生活照顾类服务,其次是精神慰藉类以及医疗护理类服务,侧面说明生活照顾类服务的供给难度较低,因此社区在该项服务的提供则较为充分。然而,我国社区照护服务模式起步较晚,同时养老床位利用率一直在低水平浮动,说明其服务的使用发展远远滞后于社区养老机构与设施投资扩建。并且社区照护服务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软硬件环境支持基础薄弱、护理服务人员数量与质量结构性严重失衡以及社会资源整合能力欠佳等问题限制,使得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第四,机构照护服务的供需分析部分:(1)从需求层面而言,机构照护作为家庭照护的重要补充形式,其在社会大众中的接受度普遍偏低,并且老年人自身与家人关于选择养老院都存在较为严重的主观偏见。本部分采用2014年CLASS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并且根据安德森行为模型构建下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供需行为的最后一环节即老年人的养老效果的实证分析。(1)倾向因素中,居住在城市地区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越高。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长期以来遭受着经济、教育和医疗方面的不利影响,这些不利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积累,使得在晚年期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效果满意度显著消极于城市老年人。(2)使能资源中,拥有房产数越多以及收入越高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更为积极;学历越高以及工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越强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更加积极;社会网络支持程度越高的老年人有利于促进其精神健康,外在给予的内心安全感将使老年人更好地应对老年身份所带来的生活变化与压力。(3)需求判断中,机构照护服务意愿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呈现负向影响,说明选择机构照护服务的老年人,可能其获得的代际支持较匮乏,同时内心感受到的满足感与充实感也相对较低。因此有效推动积极老龄化进程的首要着力点仍是改善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应先满足其基本物质生活需要,进而再去解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与自我价值实现等矛盾。(2)从供给层面而言,首先,当前养老设施和机构床位的供应远远超过行业需求,并且自2011年开始机构养老的床位利用率却在逐年下降,说明养老床位存在资源浪费、有效利用率低等问题;与此同时,护理人员职业素养、文化程度与岗位需求的不匹配极大地限制了养老服务业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发展,护理队伍性别、年龄结构的失衡均严重制约养老护理质量的提升。再者,各地区机构照护服务供给效率结果显示,我国养老机构服务综合效率平均为0.944,全国平均纯技术效率为0.964,低于平均规模效率0.979;其中,综合效率未达到最佳的省份多位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各相应地区应重视加强政府部门的养老投入,进而带动中西部地区机构照护服务供给的规模效率,同时注重东部以及东北部地区的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