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研究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是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而这种现代性又带有很强的不证自明性,同时,这种不证自明性又是混乱的.新文学的这种存在状态主要是由发生期的理论缺失导致的.新文学的理论缺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它们对新文学理论和文学学科本体建设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作为新文学运动主将的陈独秀和胡适,对新文化遮蔽新文学的现象和历史事实负有一定的责任.《文学革命论》和《文学改良刍议》偏重于强调文化,而忽视了文学本体的重要性,这使得新文学在发生期就没能摆脱文化的干扰,这也造成了很多对新文学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往往滑入新文化现代性问题的陷阱.中国新文学家们对"什么是文学"作了有意义的探讨,但对"文学"的意义是什么却未能予以充分的探讨.新文学的"文学"观在中国传统文学观与西方文学观的冲突对抗中生成,而当时传入的西方文学观念恰恰是西方较为传统的文学观,这就使得新生成的文学观与同时的西方纯文学观的差异,而后来的研究者却往往忽视了这种差异的存在.西方文学观念的混乱导致了中国新文学观念的混乱,在此观念基础上产生的"人的文学"观自身也就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对文学史的写作和文学理论的建设也极为不利.新文学运动以语言为突破口,但对语言的探讨却往往遮蔽了对文学本体的探讨.同时,胡适自身的语言观就是矛盾的.新文学同人以语言衡量一切,造成了对甲寅派和学衡派的误解,并把他们的文学观打入保守者的行列."新"与"旧"的修辞手法掩盖了真正具有现代特质的不新不旧的东西,而恰恰是这些不新不旧的东西显示出新文学独特的现代性,这样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的被遮蔽,也促成了新文学现代性理论的不证自明性和混乱状态.写实作为创作手法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而新文学自身却把它当成了文学自身的内在审美要求,许多新文学的论争实际上都在谈写实问题.写实的强盛忽视了作为文学现代性特质的"怎样写"的问题,并造成新文学在文艺理论的建构上仅仅注重于"写什么"的问题,给新文学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对于新文学现代性的不证自明性我们不能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指责新文学作家,应当历史地辨证地去审视它,指出它的缺失只是希冀能为当下的文学研究和创作及其理论建构提供某种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