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建国以来苏南地区农业与农村变迁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探索经济转型过程中苏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目标、动力、途径与变迁模型，意在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然而，“就农业论农业”不可能认清传统农业转型的内在机理，我们所关注的范围理应包括资源、技术、文化与制度等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而“速水-拉坦”诱致变迁模式恰好为本研究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分析框架。 苏南传统农业具备中国近代农业的绝大部分特征，这使我们的研究更具学术性、现实性和普遍意义。进入20世纪尤其是建国以来，苏南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个过程连续而完整，为中国其他地区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了制度创新的范例。 在分析制度变迁之前，界定苏南传统农业的性质是必要的：对江南地区来说，在其封闭和半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制度制约、技术水平的长期僵化停滞导致资源增长呈递减趋势，农业发展仅能维持同时期人口增长的需要而无法突破固有均衡。直至建国时期，江南地区传统小农经济结构依然十分牢固，工商业的发展不但没有使之摆脱旧有的传统特征，反而形成了人口过剩和技术停滞下的过密型发展。 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是建国初期传统农业制度变迁的主要线索，后两者直接导致了土地私有制的消灭和国家主导集体产权的形成。集体耕作制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其“产权残缺性”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和集体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不仅恶化了制度供给主体即政府的预期净收益，并最终导致制度创新的生成。于是，70年代末正式形成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迅速瓦解了集体耕作制，并以其独有的产权优势促进了中国农业的高速发展。 然而，单纯的产权框架并不足以说明问题，技术进步才是传统农业改造的内生动力，但近代以来，因农业科研和教育水平落后，中国一直缺乏研究、开发、生产和应用现代要素的能力。建国特别是改革以后，农业科研和教育发展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可以断言，中国农业增长的过程，就是现代生产要素替代传统生产要素的过程。现代生产要素，涵盖化肥、农药、良种、农业机械等物质投入，也包括金融支持、技术和信息服务、人力资源开发等。 以上分析并非苏南独有的路径和特征，虽然在人民公社时期，苏南已经在社队工业等方面有所建树，但并无制度创新的重大举措，真正令人瞩目的制度创新在改革开放后方才出现，它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专业化、多元化和商业化实现农业增长。多样化通常包含农场层次上的专业化生产与地区层次上的多样化生产及加工，商业化则导致国家层面上的多样化，同时也将加强地区分工并通过直接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农民受益；(2)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转换、积极发展乡镇工业以转移剩余劳动力，促使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地位不断下降与非农产业地位的不断上升，即“苏南模式”；(3)稳步推进城镇化，引导大量农民退出农业生产领域，人口结构变为以城镇人口为主，新兴城市大量涌现，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现在看来，80年代的中国农业增长是“单一”的，在其“高效率”掩盖之下，农村社会发展绩效不佳，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匮乏、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徘徊不前、农民素质提高缓慢等。实际上，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90年代以后“三农”问题的日益严重。而苏南则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发展问题，在科学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制度建设，苏南在农村教育、医疗、公共设施供给，农村基层民主和农民素质建设以及降低农民负担等方面的成效显著，基本满足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从体制上消除了“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源。 苏南传统农业改造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从目前的进程来看，农业生产总值占苏南GDP的份额已经低于3％，其他各项指标也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苏南农业现代化正处于中级阶段。推动苏南农业制度创新的动因包括四个方面：(1)市场化理论创新与改革的自我强化，正是这种创新的统一，推动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2)创新利益集团的产权改革行动，这实际上是农民个人、农村社区组织以及支持改革的务实派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是面对其时农村的实际情况而必然选择的发展途径；(3)地方政府的推动力成为推动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各种改革的潜在动力。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4)苏南地域文化的底蕴功不可没，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下，思维方式、文化心态与价值观念的内在嬗变，激活了苏南人民的勇气和活力。 从模式上看，苏南农业制度变迁属于典型的诱致性变迁，即在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中，农业技术演变保持变迁动力上的内源性，一个地区的农业技术类型会被市场需求自发地诱导为与农业资源禀赋相适应的农业增长道路。只是在中国特色的国情下，这种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国家推行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其统治的“义理性”和追求租金最大化。而最终改革局面的形成也非任何单方面的努力使然，而是多方长达十多年的博奕结果，这一制度变迁的过程可以认为是一种政府、公众等行为主体不断重复的社会博奕的过程。 在对苏南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引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以适应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充分认识农业资源的稀缺性，这决定农业技术发展和选择的方向；提高地区适应性农业技术水平，引入更多的现代生产要素；完善市场制度和市场建设；推进工业化水平，转移剩余劳动力；提高城市化水平，破除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向农民投资。此外，本文总结了建国以来农业制度变迁的历史教训，笔者认为，实行集体化耕作制和彻底消灭小农经济并不利于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非均衡发展战略延误了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过分依赖计划经济、忽视市场化调节则导致了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和经济结构失衡。基于此，文章提出了深化农业制度改革的具体目标、方向和原则，以及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