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党”是北宋元祐初年正式出现的政治派别。因苏轼、苏辙为四川眉山人之故,故曰“蜀党”。它萌芽于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发展壮大于神宗熙丰变法时期,于元祐初年政治气势最盛,但局面也最复杂。宋代是文人参政议政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增强,参政议政热情高度膨胀,“以天下为己任”成为了他们普遍的行为准则。他们对现实政治的关注,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宋代士大夫集官僚、学者、文人三种身份交相呼应并集于一身的特殊性,使北宋中后期无论是政治斗争、学术之争,抑或是文学之争都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蜀党作为宋代文人参政的典型代表,不仅有着突出的文化建树,政治上更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它尽管在元祐时期才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登上历史舞台,但它的成立与苏氏蜀学以及熙丰年间(1068-1085)逐渐发展壮大的文人群体“苏门”都密切相关。苏学作为蜀党的代表思想,“苏门”作为蜀党的主要成员组成,三者都存在着时间与逻辑上的连贯性。本文在认真解读史料基础之上,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相关成果,对宋代党争背景下的蜀党进行系统研究。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以及结语展开。绪论主要介绍选题意义,研究所涉及的古代文献,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现状与分析以及研究创新与框架。第一章首先剖析宋人的党观念,并将北宋党争与历代党争对比,总结出其独有的政治特色。尽管北宋党争频发,却有着其他朝代诸多不同之处,这与宋人党观念的变化存在密切的联系。自王禹偁提出“君子亦有党”的观点,经欧阳修、苏轼等人进一步阐释与发扬,逐渐成为宋代士大夫的共识。“君子有党“,”小人无朋”作为一种定势思维,进而对整个政局与国运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第二章分析蜀党立党的过程。基于宋代士大夫集“文人、学者、官僚”三种身份于一身的特殊性,本文将苏门、苏蜀学派、蜀党三个不同领域中的集团相结合。“苏学”作为蜀党的立党思想,“苏门”作为蜀党的主要成员组成,三者都存在时间与逻辑上的连贯性。第三章分析蜀党的成员。蜀党是北宋中后期出现的政治集团,它以苏轼、苏辙为领袖,以包括黄庭坚、秦观、张耒在内的苏门六君子等人为其成员。蜀党的政治活动,贯穿了从仁宗嘉祐到北宋后期,并亲身经历了期间大大小小的政治纷争。第四章主要论述蜀党在北宋中期以后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在二苏的领导下,蜀党不仅文学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政治上更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尽管蜀党没有如新党那样成为当政集团,以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蜀党却在不同时期针对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从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各方面提出许多系统的、切实可行、利国利民的主张,体现了蜀党独立的政治面貌。蜀党主要的政治态度及政治主张均以二苏思想为主导,而其他成员为补充。虽然他们在有些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在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一总的原则下,他们的政治主张则是一致的。二苏尽管在仕途上起起落落,但始终没有远离政治。其他成员随入仕的早晚,对蜀党的主张不断进行补充、完善。他们的思想与二苏一脉相传,从而表现出时间与空间上的连贯性。第五章以蜀党为中心,分析它与宋皇室、荆公新党、司马光、朔党、洛党等朝堂上各方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与联系,从中看出蜀党在党争中所担当的政治角色,以及蜀党自身的政治立场。第六章论述蜀党朝堂之外的交游情况。既有二苏与欧阳修、张方平等元老重臣的忘年之交,又有与陈慥、李常、晁氏家族等同辈的莫逆之交,还有蜀党内部的师友之交,可以看出蜀党的交游原则与态度。有宋一代，士大夫朝堂之上与朝堂之下的交游都十分活跃。交游的方式有宴集、书信往来,诗词唱酬等。由于兼具官僚、学者、文人三重身份于一身的特质,使士大夫在交往中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现象。在学而优则仕的总原则下,他们大都有着宋代官僚的身份,身处朝堂之上,参与国家政事的决策,体现着他们的政治职能。尤其是北宋仁宗朝以后,党争日益激烈,促使着士大夫阶层在朝堂上的分裂,彼此由于政见的不同,分裂为不同的党派,相互攻讦不己。而朝堂之下的交游格外精彩。有的尽管政见不一,并且身属不同的政治派别,但私交甚好,如苏轼与章惇,但大多数情况下,政见的离合决定着交往的对象。最后的结语部分,对蜀党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作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