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人类学家将艺术作为理解、把握和研究文化的路径之一,籍由艺术表现来探询艺术与文化之间的相关性。对于科班艺术专业出身的笔者来说,将服饰艺术视为文化的表征，来研究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可以避免就艺术而谈艺术研究所导致的局限性。因此,本文藉着对当代展演类西江苗族服饰设计的参与观察,通过考察和分析展演民族服饰艺术,这一兼具实用、审美、象征等多重功能的文化载体,旨在探讨当代展演类民族服饰设计师如何通过对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服饰的想象,加以自身的意义建构问题。笔者主要以象征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分析了2009年中国国庆60周年庆典“爱我中华”游行方队,西江当地民族文化歌舞展演以及民族博物馆对外展演这三个个案中的西江苗族服饰设计,并以民族志的叙述方式加以呈现。本文的展演类民族服饰,既不是一般面向大众的商业类日常服饰消费品,也非用于普通文艺晚会的民族歌舞演出服,而是用于向公众进行展示或演出用途(如国庆群众游行、奥运会开闭幕式、民族博物馆少数民族服饰对外文化交流演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的民族文化演出等)的民族服饰设计作品,其具有表征性、政治性、艺术性、商业性等多元化设计特点。机缘巧合地与展演类西江苗族服饰结缘,引发了作者对这类服饰与苗族民众创造的传统服饰之间异同的思考,并试图从中了解当代中国服装设计文化,遂形成了研究展演类民族服饰设计的初衷。在对三个个案进行一番考察之后,笔者通过不同设计师的设计作品,观察到了设计师们对西江苗族服饰的多义性阐释,这些案例是本文论证设计师对民族及民族服饰进行想象和意义建构基础。全文分为三大部分：导论、正文和结论。导论部分,笔者首先叙述了选题的缘由,进而提出深入研究该问题的主旨,即在对全球化语境下当代展演类西江苗族服饰设计的艺术人类学解读中,厘清设计师是如何能动地通过对西江苗族妇女服饰形象的想象建构,对其加以多义性的呈现。其次,导论阐述了通过艺术人类学的独特视角,研究当代展演类西江苗族服饰设计艺术,在理论与现实方面所具有的重要研究价值和意义,并明确了研究的具体思路,确定运用将田野工作与历史文本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时尚潮流与风格、符号与象征、全球化与殖民化、想象与认同、性别与文化这五个方面的主题,作者梳理了围绕民族服饰的相关理论和前人研究成果,挖掘出待研究的问题,即透过“深描”设计师的设计行为,理解设计师如何能动地通过穿衣的身体,对他者的意义和自我进行想象和建构,阐明设计作品外显和内含的概念系统、意义体系和情感模式。研究语境与个案场景的论述是第二章的主要内容。作者在对展演类民族服饰加以界定的前提下,介绍了苗族妇女形象的“西江”化以及西江苗族“女性”化的现实语境,分析缘何西江苗族女性和女性的盛装成为该民族文化展演的资源和资本,解释展演类西江苗服被推到台前成为苗族服饰的经典和代表的原因,并对本文所聚焦的个案场景中的当代中国展演类西江苗族服饰设计加以简要的叙述。第三章中,作者首先关注西江苗族女子传统盛装服饰图案中的意义体系,并分析作为“第二皮肤”的服饰(图案)如何成为承载意义的载体,阐明在展演类西江苗服的设计中,这些图案意义作为制约设计师的因素如何发挥作用。通过三个个案田野场景的转换,作者以设计师对传统西江苗服图案的碎片化处理为例,分析设计师从传统西江苗服盛装图案中提取元素的手法。在本章结尾,作者探讨设计师如何在设计作品中传达这些具有“意味”的图案含义,以及如何理解图案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并加以创新运用,分析这些新的“意义”(设计作品)来论证不同社会文化意义体系的差异,从而认识意义转换的原因。当代展演类西江苗族服饰设计师“元素拼贴”的设计手法及制约设计意图的要素,是论文第四章着重阐述的内容。透过设计师的拼贴设计行为,作者分析了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拼贴的路径、受到的主客观制约因素与不同设计师的拼贴差异,深描当代中国展演类民族服饰设计师如何能动地借穿着符号与象征的身体,来向穿者和观者传达并与他们分享其概念系统、意义体系及情感模式。作者探讨了在面对传统资源的传承和延续中,设计师是如何在文化互动中改造自己构建认同,来凸显民族特色,并挖掘出那些隐藏在细节背后的主观设计意图。正文的最后一章,主要介绍了在展演类西江苗服设计中,设计师如何根据演出活动的主题限定及内容要求,将头脑中对西江苗族形象幻化为现实中的设计作品。笔者通过分析设计师是如何将自己的灵感来源完好无损地呈现到展演舞台之中,又是如何在“像不像”与“是不是”的挣扎之中体现自己的个人风格,以及如何在设计中呈现西江苗族“传统”与设计“现代”的差异等问题,揭示当下设计师再造“传统”的原因,及设计师如何借展演类西江苗族服饰这一多种意义交流的平台,通过对苗族的多种想象结果来呈现设计作品的多义性。结论部分,作者以全球化为背景,对当代中国展演类西江苗族服饰设计做出旁注。研究表明,在当下少数民族被“女性化”的建构氛围中,设计师以西江苗族女性和体现高价值感的盛装为媒介,以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的想象,设计出展演化的西江苗族女装,也建构了自己的意义表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设计师通过对“传统”的再造,呈现出的是“传统”纷繁多样的复杂状态。在这个文化遗产的实践过程中,设计师建构的意义是多义的,这种多义性是设计师对苗族多种想象的结果。在意义和想象的建构中,设计师完成自我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