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作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最为敏感的热点地区之一，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以巴以冲突为核心的中东问题却始终无法公平合理解决，究其原因，美国长期以来对于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是巴以矛盾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因此，对于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深入剖析和解读就成为了研究中东问题的重要命题。而论到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恐怕没有哪两个国家的关系像他们这样特殊，几十年来不管国际舞台如何风云变化，也不管这两个国家距离是多么遥远，国力是多么悬殊，他们始终维持着“不离不弃”的关系。在许多人看来，美国和以色列似乎是天生注定的伙伴关系。然而，从历史上看，这种伙伴关系却不是天然形成的。因而，中东问题的存在，天生注定却非天然形成的伙伴关系，激发了许多学者对美以关系的特殊性展开研究。由于美以特殊关系的构建是一个历史过程，使得对于美以关系的研究和理解，对于理解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处在全球化转型新时期、国家政治关系再调整的新阶段，美以国家关系的本质研究对于中国调整对外关系战略与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众多中东问题研究学者主要从美国犹太院外游说集团的影响、美以战略利益、美以意识形态、历史综合性、国际安全以及国家行为理性主义等六个角度对美以“天生伙伴”关系的形成进行了论述，形成了“战略利益说”、“利益集团说”和“集体身份认同说”等三种假说。纵观美以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以上三种观点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渗透和补充的关系，仅仅强调其中的任何一点都不能全面反映美以特殊关系的本质，因此需要搭建一个理论的平台对美以关系的形成、发展进行全面、客观的观察、分析，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就是这把理论的“钥匙”。　　在我国国际关系领域，最早使用交易成本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田野（2006），他独辟蹊径地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国家权利的让渡”的假说，用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研究。然而，田野的研究仍囿于传统的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即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分析框架，没有充分考虑到国家作为虚拟经济人的特殊性。因此，本文研究基于国家作为虚拟经济人特殊性的假设，在田野理论尝试的基础上，根据达尔曼交易成本分析思路，将交易成本理论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意图为制度经济学在国际关系研究的深入发展添砖加瓦；同时，用交易成本理论的逻辑来分析和解释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以期为美以特殊关系的特殊性提供新的解释，更利于人们发现国家间关系的本质。　　为了能更好地使用经济学中“成本－收益”分析逻辑对国家行为进行剖析，本文设定了两个基本假设：（1）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特征；（2）国家的行为目标具有趋利性。国际关系中国家间交易的内涵，本文在继承田野的观点“国家权利的让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其本质是“国家间有形和无形资源的交换”的观点，并将国家间的交易成本解析为国家间交易的信息成本、国家间交易的决策成本和国家间交易的治理成本，具体地分为问题领域的敏感性（sensitivity of issue-area）、国家同质性（homogeneity）、政治体系的透明度（transparency）、国家声誉（Reputation of state）、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交易频率（frequency of transaction）等七个方面，通过这七个方面的分析，来剖析美以特殊国家关系形成、发展和强化的过程。　　在问题分析的时间窗口上，本文根据历史事件的重要性选用了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美以关系的形成期、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以关系的冷淡期、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的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期以及尼克松和里根时期的美以特殊关系的深化成熟期等四个时期。通过研究，本文发现了以下主要结论。　　（1）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美以关系的形成期，宗教信仰和民族发展经历上的同质性降低了美以两国交易的信息和决策成本，犹太复国的地理资产的专用性增加了美国参与交易的动力，美国犹太人社团和犹太利益集团人力资产的专用性减少了交易中信号传递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信息成本，国际社会对于支持犹太复国气氛的形成，降低了支持的决策成本，从而促成了美以两国间交易的形成——美国支持以色列建国。　　（2）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以色列国家安全至上已成为以色列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其采取了“积极的中立政策”，但中立政策的运行成本很高。这主要表现在，美苏在中东利益的冲突和竞争对手埃及插入苏以关系，使得交易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导致苏联维系苏以关系成本过高；其次，苏联犹太人社团没有形成人力资产的专用性，苏联排犹使得苏以关系维系难以继续。此时，对于以色列而言，在国家安全领域体现一种特殊的高敏感度，以色列成为了一个地缘政治环境中脆弱的而又富有攻击性的国家。以色列对于国家安全的特殊敏感性决定了其对于与大国结盟的紧迫性；而苏伊士运河战争后的外生震动决定了以色列可选择的交易对象——与美国结盟的唯一性。但在美国战略部署上，此时以色列的战略地位比不上阿拉伯国家重要，同时，鉴于不断升级的阿以紧张局势，把“以色列纳入任何地区组织”的做法会导致美国巨大的成本投入，不符合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设想。因而，此时美以关系发展需要更高的交易成本。　　但在艾森豪威尔第二任期，美以关系开始走出冷淡、走向战略合作，这是基于交易成本的一种自然选择。这是因为：以色列的安全困境和美国面临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的挑战在目标性上出现统一，强化了美以之间在战略利益上的兼容性。以色列所表现出来的军事实力与潜力给美国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系列地区危机中，以色列扮演起对于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的威慑者和地区平衡者的角色，对于美国遏制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体现了某种资产的专用性价值。以色列执行“美国至上”的外交原则有利于减少美以交易合作中信息的不确定性，有利于美国对于以色列国家行为的评估与判断。　　（3）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在以色列安全问题上，美以虽有共识，但还存在一定的温差。在国家同质性问题上，以色列政治制度与理念得到了美国的认同，两个同质性较高的国家由于有较高程度的相似性，使得双方容易认为对方有着相似的动机及存在，容易形成较高的战略互信，交易成本可控，合作的可能性就越高。同时，以色列与美国都拥有较为透明的政治体系，降低了两者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为两者形成稳定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在资产专用性上，由于双方经济和军事合作，形成了实物资产的专用性和人力资产的专业性，交易中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相互的依存程度就高，交易合作方越容易形成高层次的合作模式达到降低交易治理成本的目的。因此，美以关系也开始朝着特殊关系的形成方向发展。在交易频率上，美以间反复的稳定交易实践，固化美以交易伙伴地位，以色列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从隐形提升至显性，这就促使美国完成对以色列准联盟地位的确立。　　（4）在尼克松和里根时期，“十月战争”的结束提升了美以资产专用性的相互依赖程度，美以特殊战略合作关系这种不对称的同盟关系继续加强。美以双方在高频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在下降，依赖程度在加强，相互之间的资产专用性认同程度在提升，出现了在原有交易合作模式下在制度化程度上的深化。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中东局势剧烈变化，以色列拥有的军事和技术优势以及稳定的政治制度，对于美国的战略资产的专用性程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美国深化了与以色列对抗苏联以及激进阿拉伯国的交易合作层次。通过多次博弈，美以双方对于对方的核心利益关切最终都表示了尊重，追求自身的利益的机会主义行动没有对美以特殊战略合作交易关系造成实质性破坏，其制度化的合作层次进一步提高了。到里根总统时期，美以关系在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这三大治理成本变量中都出现了朝着更高层次合作的正向发展，这就推动了美以同盟关系的形成。“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关系保证了以色列的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将得到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这意味着通过高层次、机制化的制度安排可固化国家间双边合作关系，以达到节约交易成本、优化交易格局和提高交易收益之目的。　　总之，从上述研究发现来看，无论何时，国家间交易合作的基础是双方国家利益的契合，而影响利益契合的首要因素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当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框架去分析美以特殊关系时，我们可以得到更有价值的发现，并且这种价值也体现在对已有文献研究的发现结论的统一上。对于美以特殊关系的解释，无论是“战略利益说”，还是“利益集团说”，甚至是“集体身份认同说”，其本质都内涵于国家间交易成本的优化选择。美以特殊关系的孕育、萌芽、形成、深化和成熟，体现了美以双边互动关系交易治理模式的发展过程，是交易成本约束下的虚拟经济人理性行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