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画以版画、水彩画、素描、油画等画种形式，经历了传入、传播、转型、融合几个阶段后在中国本土扎根繁荣。　　 明清之际传教士利玛窦、郎世宁以朝贡的形式将洋画传入中国，国人对洋画有了初步的认识。清朝末年，洋画以文化入侵的形式在中国沿海城市繁荣起来。这种传播途径有两条：一是经济贸易中的商品画，集中于粤、港、澳地区，以关乔昌为代表的一批洋画家向来华定居的西洋画家学习，学成后开办商品画作坊，从事风俗画和肖像画的创作，为洋画的传播和交流作了铺垫：二是上海的宗教画学校，土山湾画馆开创了洋画教育的先河，同时也为洋画的教育传播培养了师资。在“自强御侮”的思潮下，一批爱国青年分别留学或游学日本、欧美，回国后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洋画传播集散地。以李铁夫、李叔同、林风眠、刘海粟、徐悲鸿、汪亚尘等人为代表的洋画家们通过兴办学校，其中，较有影响有刘海粟等人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林风眠、徐悲鸿先后为校长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以林风眠为校长的杭州美术专科学校；组织社团，有明却的艺术纲领社团有：由刘海粟等人发起的天马会，由倪贻德等人发起的决澜社；举办展览，有由政府举办的全国性的展览，有社团展览，有个人展览；发表著作，宣传自己的艺术主张，如林风眠的中西调和论，徐悲鸿的改良论。洋画家们通过各种载体，共克时艰，将洋画运动推向高潮。　　 洋画运动受当时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的制约，与中华民族的苦难息息相关，始终贯穿着一条苦难精神的主线。其中有洋画新思潮被压制被扼杀的苦难，有洋画家被迫风格转型的苦难，有洋画家在民族存亡斗争中的苦难等。由这些苦难引发的一系列的风波，如上海美专人体模特风波，北平艺专艺术运动风波，二徐(徐悲鸿、徐志摩)风波，徐刘风波(徐悲鸿、刘海粟)、潘玉良画展风波等，便是中国洋画运动苦难精神的充分显现。这些风波中所表现或内含的痛苦和艰难，有的让人掩卷深思，有的让人义愤填膺，有的让人忍禁不俊。洋画家和洋画理论家们在这场血与火的战争受到洗礼，有的深入抗战前线写生，有的举办画展、义卖，有的发表言论、演讲，积极支援抗战，谱写了一段民族血泪的洋画发展史。　　 洋画运动的写实精神在中国洋画运动的传播和发展历程中得到传播。这在各个时期都有充分体现。中国近现代艺术家和思想家对此作了许多宣传。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些洋画家站在抗日最前线，弘扬写实风格，鼓舞士气，一些洋画家深入后方激励民众的爱国热情，一些洋画家赴海外卖画宣传支持抗战。抗战胜利后，洋画风格格局出现新的定型，以徐悲鸿为首的一批洋画家，以现实主义为题材，以古典写实主义的技法，拓展了洋画的社会功能，洋画的写实精神推向高潮。林风眠、刘海粟、董希文等一批洋画家一直致力于中西艺术的融合研究，特别强调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从事意象写实的探索。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尝试一度受到排斥。然而，时至今日，意象写实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