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系统全面地对韩剧叙事文化进行了个案研究。从研究性质上看，是建立在形式研究基础上的文化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是叙事分析与文化分析的结合；从研究目的上看，着重探讨在全球与本土、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等诸种普遍性文化语境中，作为大众叙事的电视剧如何建构意义世界、提供给人们精神家园，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平衡其内部审美、商业、文化之间的冲突问题。韩剧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风行东亚，历久不衰，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视文化现象。韩剧呈现、建构和传播的意义世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韩剧如何收集、解释或掩藏意义到人们的知识和理解中?这是本论文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鉴于韩剧热潮在传播性质上是全球性的大众文化传播，在传播范围和方向上是东亚文化圈内的文化亲缘传播，本论文将“何谓韩剧文化?”这一核心问题分解为韩剧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两大问题系，普遍性问题指：作为大众叙事的韩剧，其内部审美、商业、文化三维度之间的冲突及其平衡问题；特殊性问题指：作为东亚叙事的韩剧，在东方与西方、全球与本土、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中建立文化主体性的问题。普遍性问题中包含着特珠性问题，特殊性问题中反映着普遍性问题。本论文试图通过分析阐释韩剧叙事的形式结构及系统，来回应这一经纬交错的文化问题系。具体思路是将韩剧叙事系统分解为表现结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这三层结构分别与叙事文化最为基本的三个对象：叙事话语、叙事类型、叙事逻辑存在着同构对应关系，而这三个研究对象，又分别指向电视剧文化的三个维度：审美，商业，文化。这就把对普遍性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对三层结构的分析，而对每一层结构的分析，都会侧重点不同地涉及到对特殊性问题的探讨，宏观的讨论因之落实于具体的文本结构中去，且彼此能分享一套概念体系，共存于一个研究系统，避免了问题范畴不统一造成的思想混乱或单向度思考。同时，对于各层结构的关系分析，能有效地把韩剧的三个普遍性问题并置于一个研究平台上审视其来龙去脉，反映其复杂互动，研究体系因而获得了它的整体性与动态性。对韩剧叙事三层结构的推导阐释，本论文使用分解组合的方法，即对各层结构进行文本解读，分解叙事元素，归纳其特点，并在这些特点之间建立内在秩序，进而组合出各层结构的静态规律组合，在此基础上，考察它们是如何动态地回应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潜文本”的。韩剧表现结构通过组合种种表现形式，塑造人物、安排行动、选择视角、处理节奏，最终呈现出丰富的表象世界，是由叙事技巧和手法构成的艺术形式结构。东方戏剧审美话语与西方戏剧审美话语两种修辞话语形式以“双声”的形式共同出现于韩剧话语修辞层面，它们分别携带两种意识(两个主体)，有两种指向，暗含两个判断(两个客体)，构成了互相补充并互相竞争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物修辞上自觉意志与伦理品质共同限定人物，情节设计上冲突律与和谐律共同起作用；视角选择上再现与表现两种叙述视角互相交织。韩剧表层结构，是韩剧叙事系统的文类组织规约，它为叙事材料提供一系列的摄像、照明、编剧、音乐、音响等技术代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特定符号结构、叙事惯例与程式，是韩剧制作者与其受众之间长期互动约定俗成的。这一结构由大众电视剧的全球通用性模块组合与本土差异性模块组合共同构成。前者体现了韩剧市场生产者与人类当下共同经验与需要之间的共谋，具体表现为：把现实主义与意识形态神话结合在一起的现实主义叙事：把形式包装与快乐伦理结合在一起的消费主义叙事；把个人关怀与普通人结合在一起的个人叙事。后者体现了韩剧市场生产者与当代韩国本土人群的生存现状与特殊需要之间的共谋，具体表现为：本土文化资源的消费性提供——东方审美能指的成规化表现与东方人伦文化的乡愁式呈现；本国新兴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达——道德乐观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韩剧深层结构是叙事系统的逻辑框架，是韩民族自然化的文化认知体系与价值体系决定的因果逻辑，这一结构体现出“不变与变”的特征。“中和”思维与“伦理”价值构成了韩剧的深层因果框架，它们来自沉淀于古老东亚文化深处的经验背景和认知贮存，构成了韩剧叙事不变的解码与编码图式，具体表现为：非黑即白的绝对性与随和折衷的变通性构成了韩剧“中体和用”认知思维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伦理本位则成为韩剧叙事选择、安排、组织经验，使其成为连续的、可理解的、前后一致的叙事整体的价值机制。无论是“中和”还是“伦理”，都是一种解码与编码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文化图式。在韩剧中，这一总体图式仍在，但它所操纵的具体规范却相对于传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现为：价值互渗与观念胶着，即相异的价值体系同时并存，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纠缠于叙事价值判断。在对叙事三层结构推导阐释的基础上，还原韩剧叙事系统，使韩剧叙事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在系统中获得解释。关于普遍性问题。在韩剧叙事中，审美、商业、文化三个维度具有整体性，三者不可或缺；文化意向作用于商业考量进而再作用于审美意图，而审美意图通过商业考量对文化意向施加反作用力，三者在这一顺序位置上发挥作用，实现其功能；在系统的自我调节中，商业作为中介机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向审美与文化妥协，为三者的互补与融合提供了中介平台，而审美与文化为了使自己进入市场流通，也相应地改变了自己的固有品格和表现形式，从而实现了韩剧叙事系统内部的动态平衡。关于特殊性问题。韩剧叙事系统构成为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了结构必然性与可能性，表现结构、表层结构的当代性(历时性)与深层结构的“非时间性”(共时性)的冲突构成其必然性；深层结构的中和逻辑与表层结构的诸种叙事常规(尤其是个人叙事常规)则提供了可能性。此外，叙事系统还表明，在东西冲突中获得文化主体性的关键，在于拥有自我命题，这是一个在种种话语混杂中自我调整、自我重构进而自我发现的过程；拥有自我命题之关键在于立足于自身的传统，而立足于自身的传统的关键又在于：面对异文化冲击进行自我本位的调整。具体表现在：按照儒文化心理结构，量体裁衣地接受西方文化，使用儒文化资源及其思维去解释来自西方的普适性伦理，而不是相反。对两大问题系的回应，使本论文得以面对最初的核心问题：什么是韩剧叙事文化的性质与特征。韩剧叙事文化的主体是“精神家园”：核心价值观是传统儒文化，意识形态为韩国新兴中产阶级文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文化主体的实质是经由现代生活选择过的儒文化价值，换言之，是由儒文化思想资源诠释过的现代工具伦理。这一文化本体在叙事中表现为新的公民道德理想。韩剧叙事文化的主体是“大众叙事”，即叙事活动对自身文化的规定性是文化产业，它具有两种基本文化功能：体现大众集体的经验、梦想与意志；规范人们的现实意识，产生“集体社会的理解力”。这两种文化功能，借由互相联系的三种主要叙事方法实现：个体叙事提供纯态事实；叙事结构框定世界图景；快乐伦理指引生活方式。从“精神家园”意义上看，韩剧叙事文化满足了其自身叙事的价值需要，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结构各个层面上的尖锐矛盾，使其创作者具有属于自己的信念、方法和自信来组织、表达、解释人们的个体经验、民族经验乃至历史经验，也使其本土观众对文本的意义召唤能够形成归属感与信任感；此外，韩剧叙事文化也满足了社会精神涵化的价值需要，面对着何为“我们”、何为“应该”的文化问题，提供了解决现实矛盾的“乌托邦”——对于社会大众来说，既提供了一种文化认同(相对于现代与西方)，又提供了现代公民道德理想(相对于传统与东方)。从“大众叙事”意义上看，韩剧提供了一种通过承载大众意志、文化教化而实现自身市场意志的范示——主流文化的传播与建构是实现大众叙事商业成功的关键，这是以商业为动力的韩剧成为教化工具的内在动力；将大众的认同需要置于娱乐需要之中去实现，这是大众叙事成为帮助现代社会转型和公众价值共建的文化机制的必要前提。本论文最后回到研究韩剧叙事文化的出发点：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指出：目前中国电视剧存在两大文化问题：文化主体的迷茫与文化本体的混乱，韩剧叙事文化在这两方面表现出的某种清晰与确定，为其提供了有效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