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县，作为国家平衡农村与城市发展的最合适单元，即将迎来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当前我国高铁网络正不断完善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建设，我国高铁的生产制造技术和高铁运营使用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领先地位。高铁作为一种已经兴起并正在大面积铺开的“绿色公共交通工具”，已成为影响我国区域发展和区域协调的新因素，影响城市经济发展和分布，影响城市群乃至城镇体系的变化，对县域的影响不容忽视。目前国内外关于高速铁路的研究多从城市出发研究高铁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很少关注县域在高铁时代下的角色和受到的影响，高铁影响下的县域经济需要得到学术研究的关注。
　　在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高铁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机制：高铁产生时空压缩效应带来成本节约和相对区位优势变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增强了区域相互作用，最终高铁强化了城市经济对县域经济的极化和扩散，加速了县域产业的集聚和扩散，引致县域经济空间结构改变。
　　本文选择了高铁发展较早、高铁网络密度较大和高铁经济效益较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县域尺度的高铁经济效用的实证研究。本文先是回顾了长三角地区的高铁建设历程和县域经济的时空特征，发现高铁促进了沿线县域的交通运输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但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空间分异性。本文进一步通过建立2008年-2015年长三角地区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倍差法估计高铁对沿线县域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的实际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长三角地区，区域间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且高铁强化了这种差异，使得沿线县域被虹吸。本文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4个：一是高铁建设的超前挤出，超前、过度占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资源，降低了县域的发展潜力。二是高铁开通转移县域优势产业，导致县域优势、支柱产业流失，经济发展竞争力被削弱。三是高铁开通转移优质资源，缩短了中心城市与县域的时空距离，增强了城市的集聚能力，使得县域的人力资本、生产要素等被虹吸走，县域发展储备不足。四是加速县域产业淘汰，高铁扩大了县域的对外开放程度，县域产业被动参与到更激励的竞争中，弱势企业加速淘汰，而新产业又因为城市的虹吸难以发展，县域发展环境恶化。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认为高铁建设必须配以合理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才能促进城市经济外溢、县域经济崛起、区域协调一体化发展。具体而言，县域自身要加快转型发展，通过积极融入区域网络、强化节点效应，培育扶持特色产业、强化县域特色，提高自身集聚力，在进一步参与区域分工的同时留下更多优质资源和产业。长三角地区要构建更合理的城镇网络体系，增强城市辐射力，特大城市要释放更多的外溢效应，辐射带动更多中小城市和县域发展；中小城市要主动创新发展，提升城市功能，完善城镇体系。政府要完善区域协调体制机制、基础设施支撑机制、组织协调合作机制和规划编制约束机制，提升区域经济协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