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成功是多种合力的结果。在这多种合力中,媒介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而在传播新文学的媒介中,“四大副刊”的作用不容忽视,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甚至认为：假如不是这几份副刊的支撑和奋斗,不但新文学运动的高潮不会到来,而且还有中途夭折的危险。①然而,“四大副刊”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至今未得到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从“四大副刊”与新文化新文学公共空间的创立、“四大副刊”与新文学主体的培育、“四大副刊”与新文学文体的生成三个方面来研究“四大副刊”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以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缺。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论述了新文化运动中“四大副刊”的崛起。中国的报纸副刊自诞生之日起一直是通俗性的文艺副刊。五四时期,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报纸副刊开始酝酿变革,产生了著名的“四大副刊”——《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京报副刊》。“四大副刊”打破了通俗性文艺副刊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副刊成为了精英文化的阵地。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传播中,“四大副刊”功不可没。第二章论述了“四大副刊”与新文化新文学公共空间的创立。新文学的合法性是在新文化新文学的公共空间中确立的,新文学的生长也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公共空间。本文在借鉴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文化新文学公共空间的概念,即：以评判的态度来讨论新文化新文学的这样一个公共领域,它包括为这种讨论提供公共论坛的媒介空间,也包含了这种讨论的话语空间。本文认为：《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公共空间的确立,“四大副刊”则与其它媒介共同拓展了新文化的公共空间。“四大副刊”以其传播时段长、覆盖率高、参与性广泛在新文化新文学公共空间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四大副刊”成为新文化新文学合法性论争的一个重要论坛,同时,“四大副刊”也是新文化新文学重要的批评空间,为新文化新文学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第三章论述了“四大副刊”与新文学主体的培育。从创作主体看,“四大副刊”不仅为五四新文学培育了无数的文学新人,而且成为许多著名作家的重要园地。冰心、郭沫若、梁实秋、徐玉诺、许钦文、沈从文等一大批文学新人都是从“四大副刊”上走上文坛的,鲁迅、周作人、徐志摩、叶圣陶等一大批著名作家的作品也都是在“四大副刊”上发表的。从接受主体看,“四大副刊”上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域外文学作品以及一些域外文学理论,为新文学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同时,“四大副刊”为新文学作品的发表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拉近了读者与新文学的距离。另外,“四大副刊”上关于新文学理论的阐释与探讨,向读者普及了新文学的理论知识。第四章论述了“四大副刊”与新文学文体的生成。“四大副刊”以其综合性成为新文学各类文体的实验与演练场。若论对新文学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文体的贡献,没有媒介能与四大副刊相比。从诗歌创作看,20年代的新诗流派写实派、浪漫派、湖畔派、小诗派、格律派、象征派等都在“四大副刊”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从小说创作看,新文学小说创作的最初成果“问题小说”有不少发表在“四大副刊”上；同时,“四大副刊”也为写实派小说与主观型小说的成长助了一臂之力。从散文创作看,“四大副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议论性的杂感与艺术性的散文,推出了像鲁迅、周作人、冰心、徐志摩等这样的散文大家,促进了五四散文的繁荣。从戏剧创作看,尽管戏剧在20年代的成就不及诗歌、小说、散文三大类文体,但“四大副刊”仍为新剧的创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四大副刊”上刊载了大量的有关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各类文体的理论探讨文章,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体的走向成熟奠定了理论基础。总之,在五四新文学生成、生长的过程中,“四大副刊”发挥了十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