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科学和人生观论战”（也称“科玄论战”）。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科玄论战”的研究一直是一个常新的课题。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论战所讨论的问题具有跨时空特性，今天仍然是中国哲学界、甚至整个思想界聚焦的热点课题和前沿课题，理论价值重大;二是这场“论战”对于启蒙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意义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这里面所彰显的现实意义更大。本文主要在第二方面进行研究，并试图给出自己的结论。　　一、创新需要返本，重回“科玄论战”的历史语境　　（一）重新梳理了“科玄论战”的过程及其演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论战缘起、爆发、展开、高潮、深化与结局。二十至四十年代，参战各方相互攻讦和自我反省: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在新的背景下对“论战”的批判和评论，旅居海外和赴台参战学人的所思所想。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和海外学界对“论战”研究再度升温。　　（二）把“科玄论战”放在世界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中去考察它的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件。其一，初始条件分析。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引发欧洲启蒙运动，并波及美国，渐次影响日本，并引发明治维新，形成启蒙运动的路线图，“科玄论战”不是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孤立事件，而是世界史语境之下的文艺复兴的中国化出场形态，是启蒙运动路线图的进一步延伸并与之构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二，边界条件分析。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一战”的反思致使反科学主义、反启蒙等思潮滋生，盛极而衰的现代西方文化渐成强弩之末。国内，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走过千年趋于衰弱而力图变革的中国文化寻求突破而受阻。动荡的国际风云与难支的国内政治危局的交织、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促逼引发“科玄论战”。　　二、返本是为了创新，在现代语境中把握“科玄论战”的现代旨趣　　（一）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历次理论争论在某种意义上都可视为“科玄论战”的再度出场。特别是八十年代的“真理问题大讨论”和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对中国思想界的冲击都可以找到“科玄”两派的影子和启蒙运动在中国走向深化的痕迹。尽管如此，中国的社会转型并没有完全结束，“始终处于转型之中”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常态，“科玄论战”也将不断返场。　　（二）中国近现代文化变迁的特点分析。(1)中国传统文化的硬核极其坚硬，保护带又极富弹性。“科玄论战”中“科学派”最终取得胜利表明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皈依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刚性逻辑，“科玄论战”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拐点。(2)“拐点”不是一蹴而就。中国传统文化对启蒙的消解造成中国式启蒙运动不彻底，这也预示着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将是一个不断量变最终走向质变的过程。(3)“科玄论战”是西方启蒙运动的继续，但与传统的启蒙又不一样，它还打开了对启蒙思想反思的大门。这种反思一直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对旧启蒙所宣扬的唯科学主义批判上显得尤为明显。不断出场的中国特色的启蒙运动继承和拔高了西方的启蒙思想与启蒙精神，不仅能提升中国文化的发展高度，也能提升世界文化的发展高度。　　（三）文化转型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中国近现代文化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汇、交锋与交融中完成自身的转型;由文化转型推动整个社会的转型，用“中国化”呼应“世界化”。“中国化”为“世界化”提供了新的质料，“世界化”不是“西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是“世界化”与“中国化”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