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是清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时期。它上接明清之际社会动荡、内忧外患、经济萧条、国困民穷之敝，下启百余年社稷康宁、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民生渐裕之盛。此六十余载，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而所有这一切，都与关乎国计民生之根本的农业政策及由此带来的农业发展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此为研究康熙朝农业政策之史学价值所在。中国不仅是历史上的农业大国，而且是现实中的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当代中国最关键、最复杂、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总结历史上农业政策的经验，对今天认识“三农”这一无解、难解而又必解之题，不乏启发乃至借鉴意义。此为研究考察康熙朝农业政策之现实价值所在。 据此，本文以大量史料为依据，以前人研究成果为借鉴，以史学研究之现代关注为动力，对康熙，朝农业政策形成的环境条件、制定过程、发展演变轨迹，第一次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对这些政策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局限作了基本的剖析；对这些政策之于解读当代“三农”问题的启发价值作了初步的探讨。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努力尝试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与互动，研究“农业经济政策条件下的历史”和“历史政策条件下的经济”，以便为康熙朝农业政策的研究建立一个新的阐述和评价体系。 在上述研究定位和方法论的架构内，本文得出了以下基本结论。本文认为，与中国历代帝王相比，康熙帝农业政策思想的内容最为丰富，既有对传统农业思想的继承，又有所发展和创新。康熙帝治国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儒学，但其农业政策思想在出自儒学的同时，又将儒学转化为一种谈事功、讲实效的经世之学。他的土地思想具有多级土地所有制的色彩，既保护大土地所有者的既得利益，又鼓励发展小土地所有制；既肯定井田制曾经发挥过的积极作用，又顺应了清初土地私有化的时代要求，反对恢复井田制；他的重农思想，既在理论上接受了传统的农本论，又冲破了“重本抑末”的藩篱，奉行重农而不抑商；他农业知行观，强调“亲历亲见”，“凡事必须亲历乃知”。上述这些思想和理论，在中国封建帝王中是极为罕见的。 本文认为，康熙朝农业政策的基本定位是“大农业”的理念，其系统化程度是此前任何朝代所无法比拟的。这一时期农业政策，既包括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内容，如缓和与改善地权矛盾关系的土地政策、恢复耕地与开拓新亩的垦殖政策、积谷备荒与调控流通的粮食政策等，又包括支持和保障农业发展的内容，如倡导重本与指导生产的劝农政策、地丁分离与田赋定额的赋役改革政策、河系治理与兴修水利营田政策、赈济灾区与藏富于民的蠲免政策等。同时，终康熙朝六十一年，不同阶段的环境变化、辽阔疆域所形成的区域经济不平衡性、康熙帝本人的身世和经历等因素，又使康熙朝的农业政策呈现出继承性、阶段性和交错性的特点。 本文认为，康熙朝的劝农政策是所有农业政策中是最具特色的。知源于行和知为了行在其劝农政策得以充分体现。一方面极力倡导以农立国、以农治国，营造重视农桑的社会舆论和氛围；另一方面强调躬亲农事，身体力行。康熙帝不但自己亲自发现和试种新优良种，而且经反复观察、试验后，进行审慎的、因地制宜的推广。这种全方位的，既有理论内涵又有实践指导作用，且注重实效的劝农政策在中国古代是绝无仅有的。 本文认为，康熙朝农业政策在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同时，存在历史、制度以及民族等方面的局限性。积极意义体现在：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如农业劳动力的恢复和稳定增长、耕地面积的恢复和扩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粮食产量的提高和新作物品种的推广等；推动了农业生产关系的改善，如土地占有关系中的纠偏、自耕农上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松弛等；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如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性好转以及为“康乾盛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等。然而，时代、制度、阶级、民族、特殊形势等诸多因索，使康熙朝的农业政策存在着不少弱点或局限，例如这些农业政策基本上没有突破传统农业政策的框架、在人口增长压力下的政策乏力以及一些具体政策的矛盾与反复等。这些弱点和局限曾经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甚至为其后代留下了的隐患。 本文认为，研究康熙朝农业政策对解读当今“三农”问题具有颇多启发意义。其最为深刻的启示是，解决今天“三农”问题同样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同时，考察康熙朝农业政策，对我们认识当前农民地权问题的关键性和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紧迫性，也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此外，本文通过对一些专门政策的考察，提出了康熙御稻推广和传播路径的新见解，对蠲免政策中的不同蠲免种类和时段特点作了新的阐述，对旧史记载中某些疏漏和错误也分别进行了补充和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