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在大力进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了提高全体民众的诚信水平和信用意识,应对社会新的诚信危机,行政黑名单制度作为中国独有的制度设计越来越成为最有威慑力的惩戒手段之一。尤其随着进入大数据时代,我国积极变革行政监管方式,个人信息的私有与公有价值也越发融合。行政黑名单制度对违法违规的失信对象形成了社会制约,为营造诚信社会奠定了制度基础,是建设与发展社会信用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行政黑名单制度包括将失信对象及其具体信息列入黑名单,利用特定媒介对外发布黑名单以及惩戒行为这三方面。既有对失信对象的声誉处罚,也包含资格处罚。不仅能提升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而且也充分体现了行政活动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因此,行政黑名单制度的理论研究也越发成为学界热点。虽然行政黑名单制度在惩戒失信对象、警示社会公众以及营造诚信社会方面效果显著,但在理论和实践中仍存在诸多困境。首先,学界在行政黑名单制度的法律性质上存在理论分歧。主流观点有三种,分别认为其是“行政强制”、“行政指导”和“行政处罚”。其次,行政黑名单制度体系不完备。通过对既有文献、法律文件的详细梳理,在我国行政黑名单制度没有系统性、专门性立法,多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出现,法律位阶较低。并且在实际中存在形形色色的黑名单,设定主体也有逐渐泛化的趋势。最后,应用实践中存在目的背离。行政黑名单制度虽然在具体实践中使用频繁,效果显著,但列入标准不统一,具体程序规定不健全的问题也很突出,对营造诚信社会的目的产生消极影响。由于我国行政黑名单制度是一种复合型行政行为,因此针对行政黑名单制度法律性质认知的分歧,现有主流观点存在片面思维。应运用行政过程论的原理对其法律性质在不同阶段进行分别认定,不能混为一谈。其次,完善行政黑名单制度的法律体系,立法过程中需要受到我国《立法法》的约束,相关程序的制定则可以参考《行政处罚法》的内容。再次,行政黑名单制度的适用范围应被限定,需要对其设定主体,列入标准进行统一规定。最后,必须进一步完善具体实施程序,包括建立听证程序和撤销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