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信息社会和科技方面的发展给人类社会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累积了难以预测的风险并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下,在风险多样化与个人权利意识提升的基础上,公共安全的概念不断回到刑法立法视野。于是,对公共安全的保护,打击相关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是尊重公众安全意识,防范风险的必然选择。公共安全要素本身缺乏法律定义,大多数来源于理论研究。主流观点认为其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人身安全或者财产安全。但公共安全要素的研究并未停息且从含义扩展至性质方面。刑法文本中的“危害公共安全”与“危及公共安全”的表述在司法实践中的混同现象和抽象危险的异化倒逼学界反向思考文本要素中“危及公共安全”的具体内涵,尤其是如何判断抽象的“危及公共安全”。以空白罪状模式规定的危化品型危险驾驶罪（1）中明确规定的“危及公共安全”要素更是掀起探讨“危及公共安全”性质的热潮。日常用语的公共安全,在法律意义的界定应以词素本身为基点。对于危化品型危险驾驶罪中“危及公共安全”的性质则应在刑事立法体系逻辑化和刑事违法相对性视野下进行理解。原则上,其范围限定在刑法分则第二章之中,单纯的财产安全不能纳入公共安全要素范围。当以空白罪状模式明确规定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时,坚持刑事违法相对性标准,以刑事法益为导向对行政利益与刑事法益进行区分。只有行政法域与刑事法域所保护的利益存在同一性时才可能做出该行为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及公共安全”行为的认定,从而维护刑法内部秩序一致性和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二元法律体系。当文本要素的“危及公共安全”作为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时,法官在认定是否“危及公共安全”时,不能以传统危险犯二分法形式判断依据直接将此罪认定为具体危险犯,进而要求紧迫危险状态的存在,也不能以抽象危险犯不需要司法认定为由虚置“危及公共安全”要素。抽象的“危及公共安全”应依据条文要素和法益目的进行界定,尤其是在以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模式规定法定犯维护抽象秩序型集体法益的做法下,应对抽象危险进行限缩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