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着重研究了三方面的问题:(1)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理论与现实依据是什么;(2)土地(建设用地)供应政策影响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途径与效果是怎样的?(3)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完整体系应如何构建?论文第一、二章首先回顾了地租理论、土地经济学、土地调控的相关理论和我国土地调控的制度背景。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形势,主要是国内经济过热与国际社会施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并存,导致宏观调控内外均衡目标上的冲突,要求土地政策作为新的政策工具参与宏观调控。我国的土地制度与土地市场表现出典型的转轨特征,既有计划的成分,又有市场化的运作,意味着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用地非农化的行为不可能完全由市场自发完成,而必然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这是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客观条件。第三、四章是理论研究的重点,其中第三章研究了建设用地供应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第四章研究了建设用地供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三章首先说明了在转轨过程中,供给因素依然是决定我国投资行为的重要约束;其次说明建设用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为投资提供了场所和空间,是约束投资行为最重要的经济要素之一,而我国特有的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又强化了这种约束力度;然后利用修正的弹性加速投资模型和1999—200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建设用地供应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证据表明,建设用地供应的确是影响投资增幅的重要原因,进而也是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政府完全可以利用土地政策来调控投资增幅、平抑经济周期波动。在第四章中,我们认为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间接的,它的作用途径是通过影响投资,进而影响社会资本存量,再而间接的影响经济增长。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最终贡献,不仅要看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刺激的投资数量,还要看其对投资质量的影响。我国目前的建设用地供应政策,在促进社会资本存量数量上升的同时,却导致资本产出效率的降低,其中可能的原因有四个:(1)建设用地规模的过度扩张使得投资总量过度;(2)建设用地规模的过度扩张使得投资主要集中在建筑上,挤占了机器设备更新改造的资源,因而不能反映技术进步的要求;(3)建设用地规模的过度扩张使得工业化和城市化主要依靠走外延式扩张道路而不是内涵式发展道路,不能充分利用工业活和城市化的积聚效应;(4)政府低价供应土地的政策降低了土地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利用修正的增长要素分析法和1999—200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发现现阶段我国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小,每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增长1倍只能使得经济增长率提高0.05个百分点左右。因此,政府严格土地管理的政策,并不一定以牺牲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为代价,反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第五章回顾了2002年底开始,我国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实践历程和调控的效果,并分析了影响土地政策有效性的原因。第六章在前面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土地政策的调控实践,初步提出了构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完善体系的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