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方同目标公司在私募股权投资过程中签订的对赌协议,是为解决投融资双方在投资初期,对于目标公司的估值分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独特设计。我国对于对赌协议的法律规制经历了不同时期,2012年的“海富案”为审慎对待阶段,在这一阶段多数法院不认可对赌协议的效力。在2017年以“华工案”为代表的探索阶段,江苏省高院认可了对赌协议的效力,并关注到合同的履行问题。《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文简称《九民纪要》）,由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发布,对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签订的对赌协议合同履行问题的裁判思路做出了指引。其首先界定了对赌协议的概念,并认可了实践中对赌协议的合同效力,其次区分了合同的效力和履行问题,使两问题互相独立。《九民纪要》的出台虽对于股份回购型和现金补偿型对赌协议案件的履行问题统一了裁判尺度,但《九民纪要》并非关于对赌协议统一的法律规制,在我国仍缺少对于对赌协议专门的法律规制。作为一种估值调整协议,对赌协议在实践中存在多种合同或合同条款表现形式,但《九民纪要》仅针对上述两种类型的对赌协议确立了合同履行的裁判规则,对于其他类型的对赌协议并未给出进一步合同履行规则的释明。对于上述两种类型对赌协议的履行标准,《九民纪要》亦未在减资程序或可分配利润范围的界定上作出明确的裁判指引。同时,《九民纪要》所确立的合同履行裁判规则,也体现出对投资方利益保护的不足问题。现金补偿型和股份回购型对赌协议,都因受制于《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的强制性规定,而存在合同履行障碍。但是在私募股权投资中,私募股权投资方向目标公司投入的资金从其法律性质角度来看,既有股权投资款的性质,又具备借款的属性。因此,在对赌义务触发后,目标公司向投资方进行补偿时,只要所支付的资金总额小于双方事后确定下来的股权实际价值与初期投入资金的差额部分,就可以将这部分补偿资金视为目标公司向投资方偿还的无息债务而不必受到资本维持原则的约束,亦与股东抽逃出资无涉。针对私募股权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签订的对赌协议履行规则问题的研究,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司法实践中与对赌协议相关的案件进行整理和分析,以求梳理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赌协议履行规则存在的问题,并分析问题的产生原因,以期重构对赌协议的履行规则。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与对赌协议履行的相关问题包括,法院对资本维持原则的适用存在歧义、对赌协议履行资金来源范围过窄、公司担保责任条款效力认定错误以及投资方持股比例小减资难等。在对《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作重新解读的基础上,明确现金补偿型和股份回购型对赌协议的履行标准并拓宽对赌协议履行资金来源范围;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缺失时,正确认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完善我国种类股制度,以有效地保护投资方退出机制,是目前解决上述司法实践中问题的有效途径。在立法上,应当出台对赌协议相关的专项司法解释,将以往关于对赌协议的典型案例吸收进来,更好的指导审判实践。同时,针对私募股权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签订的对赌协议的履行问题,本文提出重构《九民纪要》关于股份回购型和现金补偿型对赌协议的履行规则的具体建议。对于股份回购型对赌协议,完成减资的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即视为完成了减资程序。现金补偿型对赌协议,在目标公司向投资方补偿时,以不超过总投资款减去投资时认定的每股净资产值与获得的股票数量之积的差额,作为补偿金额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