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荆轲的政治诉求的表达、到宋江领导的梁山泊自由王国的建构,再到南侠展昭、五义与清官包拯联手治下的北宋青天盛世。这反映了中国古代侠义小说史上伦理诉求的痕迹——民间侠义乌托邦的建构。荆轲与梁山泊的108好汉,最终都没有在实践意义上完成民间侠义乌托邦的建构工作。清官包拯与御猫、五义则通过强强两手,最终将民间侠义乌托邦给完满的呈现了出来。民间侠义乌托邦实质上强调的是民间侠义在乌托邦建构与改造过程中所发挥得社会实践作用。民间侠义乌托邦的建构实质上就是对一种文化秩序与道统秩序不断改造与完善的过程。民间侠义乌托邦强调的是侠的义理化与侠义的民间性。在具体的社会实践形式上表现为庙堂官化的乌托邦模式、江湖帮派的乌托邦模式、功勋世胄的乌托邦模式以及民间自治的模式。这些乌托邦形式,以恩报模式走向了管理权与武力、强力的联合,以人情侠义模式为基本的运行动力,以江湖方式与法治方式相合为具体的实践手段,以江湖道义与契约精神来实现江湖侠士与官方管理的和谐化。民间侠义乌托邦构建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得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获得幸福。因此,它既是一种社会理想的建构与改造过程,又是个体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过程。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它强调对德行的践行程度。因此,它又是一种伦理秩序建构与改造的过程。伦理的目的就是实现乌托邦,而乌托邦建构的意义就是对道德与伦理意义的追寻。侠士们通过道德与伦理意义的附着以行侠仗义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实践中,调节各种社会关系以期实现理想化的社会。任何社会的建构与维系,必然依附于精英群体的主导与他们的历史实践意义。民间侠士就是这一特殊群体。他们的特殊性不在于他们实践的高效率性与成功性,而是他们以道德与伦理意义为出发点将一切社会实践再次回归到人性的道德与伦理意义的追寻上。民间侠义乌托邦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上,它还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其他个体德性与人性的生成与完善性。这就使得民间侠乌托邦在实践意义上具有程度性的与现实性上的局限性。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的出现都是先是悲剧,之后才是笑剧。文学想象与历史实践之间,有时候存在的只是时间与实践问题。在商业利益与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人成了商业价值与经济利益的奴隶。参照古代就是为了更好的反思现在。人作为具有主体意识的主体,是否应该思考:人应当以怎样的态势参与到实践中才能生活得更好?人类生存的意义性在于什么?乌托邦或是理想的追寻究竟是以个体的私利满足为胜,还是以社会群体的正义与和谐化为归宿?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个体人生价值实现的起点是什么,终点又抛向了哪里?一切东西的本性就是它的起源,而它的本性就是它的目的和终点。人性是一个不断生成与完善的过程。人类的一切实践结果都源于人类参与社会实践时所赋予的价值意义。那么,究竟人的本性应该是什么,它的目的与终点又该落向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