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1926-)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美国解释人类学创始人。他主张将社会当成意义体系来研究，其《文化的解释》为20世纪晚期以来的人类学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他的解释人类学已渗透到了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在哲学、语言学、宗教研究、文学批评等各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学术界对格尔茨的社会文化观点论述颇多，但单就其在法律方面的理论研究较少。本文的目的在于对克里福德·格尔茨在法律方面的观点进行分析，从而探讨其对法人类学的贡献和对我们的启示意义。 文章开篇简单介绍了克里福德·格尔茨的生平和他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从而引出其对法人类学的贡献的论述。为了探讨克里福德·格尔茨在法人类学方面的建树，首先回顾了法人类学的发展状况，厘清法人类学的概念、法人类学的历史发展里程、主要流派，分析了法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法人类学的研究方式。以此为基础阐明了克里福德·格尔茨在法人类学中的历史地位。 接着探讨了克里福德·格尔茨的学术时代背景，分析了其学术思想的哲学渊源和人类学思想渊源，从而得出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是阐释学和人类学历史发展的结果。作者认为法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从属于文化，所以考察格尔茨的法律人类学的思想，首先需要把握其有关文化的观点。因此文章又分析了格尔茨对文化的定义和阐释理解范式。 在此基础上，作者把重点放在了克里福德·格尔茨的法人类学理论上。作者以格尔茨的法律方面的代表作《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为依据，重点分析了格尔茨的法律是地方性知识的观点、法人类学不是法学与人类学的简单组合的观点、事实与法律不能截然分开的观点、比较法研究是文化间际的阐释活动的观点、法律具有多元化的趋异性的观点、对异域法文化的双重理解的观点和不同法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的观点。 最后作者阐明格尔茨的法人类学理论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借鉴意义了。中国正处于以现代性为主旨的法治进程中，在对待本土法律资源和引进西方法律制度方面应当借鉴格尔茨的法人类学理论，使我国的法治建设更加理性和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