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认为，圣贤产生于“气化”的适中状态(常人则或“过”或“不及”)，圣贤是仁义与睿智的集中体现。圣贤精神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引导人类走向文明，并维持社会存在。圣贤精神体现在帝王身上，则出现圣王之治；体现在大臣身上，则产生贤臣；体现在学者身上，则产生(或延续、发展)圣学。黄宗羲坚信圣人高于君主，而圣人成为君主为最高政治理想。 黄宗羲以传说中的远古圣王之治为理想政治，视后世君王为“天下之大害”，却又在君王之治的框架内提出政治构想，因此，黄宗羲的思想既不属于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也不属于古代中国的民本思想，而是圣贤救世思想，认为圣贤精神在各个时期都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黄宗羲坚持“气”决定“理”，否认君臣之理的先验性，君对臣的主宰性。他指出君臣关系以协作为基础，父子关系以血缘为基础，从而论证君臣在人格上平等，反对把君臣关系比作父子关系。黄宗羲主张限制君权，学校监督政权。因此，他维持的是君主政体，却不是专制政体。清末以来，黄宗羲的思想引发了后人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其意义早已超出对黄宗羲思想的评价，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政治状况的思考与忧虑。 在外族势力的高压下，黄宗羲坚持既与之对抗，又与之保持有限合作，反对消极避世，是较为理性的选择。 黄宗羲对专制君主危害天下的揭露与痛斥，最易引起被压迫者的共鸣，具有普遍意义。黄宗羲直斥最高统治者的精神，具有永久的魅力，对变革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仍有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