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为中国近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其中,经学之轰然解体则为此变局中最核心之裂变。中国传统学术不管是文学、史学还是哲学,都有征圣宗经的传统。晚清民国时期,这个圣,这个经倒了,曾经的文化学术之魂之所系一下子没有了,于是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争领风骚。四书学为宋以来经学之重心,其实际地位在五经之上。明清两代更是悬为功令,成为官方的法定显学。因此,考察四书学在晚清民国的命运遭际其实关涉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史学、哲学乃至整个思想文化激烈转型的心魂问题。此问题之牵涉甚多甚深,但当前学术界仍未有考量者。笔者不惮识力短浅,试为抛砖引玉。从戊戌变法取消八股取士开始,四书学作为官学的形态日渐解体乃至没落,在新文化运动之中,甚至成为批判嘲讽的对象。但是,伴随着西学的冲击,外敌的侵略,“国性”自觉日益强烈,四书也从科举读本的没落上抽身,逐渐演化成为全民读本,成为特殊时期老百姓安身立命的基础读物,成为民族独立自强的精神脊梁。因此,四书和四书学并没有在晚清民国风云动荡的社会潮流中退却,相反,它以其充沛的思想能量予以蒙难艰贞中的民族以精神上的动力。这一点我们可以借助对四书题名文献的考察很清楚地看到。而贯穿着晚清民国四书学演进路程的是四书价值的再发现和四书价值系统的再建构,其中,西学作为他者的参照和参与对四书学的新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西化合成为晚清民国四书学的主要议题。四书学的中西化合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他选择的是一个偏重典章制度的中西化合领域;王国维则以西方形而上学为参照,把四书置入一个世界性的学术视域里考量它的价值。他们所侧重的是在内容上把四书与西学做对照与融通。在他们的基础上,钱基博、马一浮等人则侧重在方法论上探讨四书学中西化合的互动方式。他们一方面引入《孝经》,补足四书在践行方法上的短板;另一方面借入西学,以现代学科建设的方法重建四书学的方法论体系。特别是马一浮以四书和《孝经》该摄六艺,以六艺该摄国学,该摄西学,建构了一个气魄宏大的学理系统。除了这两群人物之外,晚清民国还有一批在中西化合道路上独辟蹊径的人物,辜鸿铭、林语堂与杨文会、欧阳渐便是他们的代表。辜鸿铭、林语堂以英译对外输出四书;杨文会和欧阳渐则企图以援佛入儒来拯救人间。所有这些人的努力都为四书学的近现代转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天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接着他们把四书学往下讲,让四书学在民族文化复兴的大潮中重新焕发其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