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回顾苏联党-国体制和戈尔巴乔夫时期面对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地缘危机，提出戈尔巴乔夫时期面临苏联宪政转型的机遇。但戈尔巴乔夫由于采取政治的自由民主化，引起意识形态的崩解，将苏共党组织与国家制度激进解锁，失去了改革者借以引导议程和提供制度秩序供应的途径和力量，引发了社会主导的崩溃性转型。在苏联民主进程的关键点上，造成了苏联解体，经济崩溃和社会失序的严重后果。　　叶利钦时期利用强总统制建立了三权分立、但总统凌驾于三权和政党的“选举式专制”政体。“休克疗法”引起了对西式理论的怀疑和俄罗斯思想的失落与再寻找，“私有化”中逐渐增大的精英集团与民众阶层的距离，进一步复杂化了俄罗斯联邦的转型进程。　　普京时期，通过《政党法》和一系列《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整合了民主浪潮中分崩的社会政治组织，通过采取培植具有稳定民众期望、代表民众意志的中间派大党的方式，促进了意识形态向中间路线聚合。“统一俄罗斯”党在普京支持下，成为国家杜马和地方杜马的第一大党，有效联结了议会和政府，中央和地方，并成为普京继续引领俄罗斯改革转型的支撑力量。但是，议会也有丧失独立性的危险，“一党独大”的局面使国家杜马可能缺少一些代表性。对此，在保持“统一俄罗斯”党优势的同时，俄罗斯当局也积极寻求与政府合作的“主权民主”下的“左中右”适当多党，保持议会多党制框架的潜力。在宪法框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中，寻求渐进的、可行的、发展的、和平的转型路径。　　“梅普组合”时期，普京作为政府总理和议会第一大党党主席，俄罗斯传统的总统制显现出倾向议会制的趋势。形成在以“统一俄罗斯”党为核心的上下高度整合的权力框架中，实行现代化战略的“普京传统”。　　本文审视俄罗斯宪政转型的独特道路，命题在于:俄罗斯宪政转型趋向于容忍议会多党制，“统一俄罗斯”党为改革者提供了宪政转型中重要的主导和支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