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课题通过对湖北省洪湖市两个不同经济类型的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的洪林村和个体经济的周村)农民职业流动的考察，对比研究了两个农村社区农民的职业流动、职业流动率、职业流动的途径等因素及其所表现出的差异；依据这种差异，分析不同经济类型的农村社区农民职业流动的特点以及职业流动与其影响因素的互动关系，从而量化地、动态地对比考察了两种经济类型村庄农民职业的社会变迁状况。 研究认为：通过描述性分析发现：首先，在不同类型的村庄，子辈的职业流动率并不一定比父辈高。所以，并不能笼统认为，子辈的流动率高于父辈，这种现象的原因既存在于父子双方年龄和经历上的差异，更重要的则在于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的时代差异。其次，职业流动的途径上，“朋友介绍”、“教育获取”和“子承父业”是农村职业流动的主要途径。相对于就业主要看“成分”、“户口”等因素的计划经济时代，目前影响职业流动的主要因素变成了后致因素。所以，在对比考察过两个村庄的职业流动后，我们可以认为，“目前的职业流动中，自致因素条件越来越重要，先赋因素的作用渐弱。” 结合描述性分析和解释性分析，发现：由于集体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嵌入了洪林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此带来的该村农民职业流动率、上向流动率、职业流动的满意程度都比个体经济的、发展较落后的周村要高，且两村职业流动率的差异明显。然而，洪林村的代内流动频率却低于周村，说明集体经济体制嵌入农民职业流动的过程之中并发挥了较大的调控作用，它的体制所决定的滞后性和刻板性，使得职业代内流动频率低于没有这些体制性制约的周村。该文认为：在不考虑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影响的前提下，发展程度较高的村庄职业流动率高于发展程度较低的村庄。 另外，教育在职业流动中发挥作用也是有一定限制的：第一，只有达到一定层次的教育水平，才能有助于职业向上流动，如果教育没有层次上的较大差异，那么它所导致的职业分层也不会明显；第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因为教育系统与劳动领域的筛选、训练以及个体在职业、经济和身份地位中的分配密切相关。实际上，教育系统的分层在很大程度上是顺应了社会分层，在既定的社会分层中，拥有更多资源的人，也将拥有更多的教育机会，进一步促进了该分层的稳固性。这是职业流动不平等中的一个重要体现。 最后，该文依据两个村庄各类职业比例，分析了各自的职业分层结构，并对职业流动提出了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