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给我国农村带来了短短几年的农业增长，然而随着我国市场化的转轨，“三农”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已经无法与大市场进行良好对接，中国乡村社区的发展必须走农民合作化的道路，分散的小农必须组织起来，建立乡村社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经营，形成一定的集体行动规模才能更好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实现自己的利益。从国际社会来看，乡村社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也是大量存在的。近年来，学术界也已经从各个方面论证了这一结论；同时还得到了国家政策方面的回应和鼓励，特别是2007年7月1日我国正式开始实施的《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法》，为农民经济合作提供了政策和法律方面的保障；更重要的是不仅农民们自己也认识到了组织起来形成合作经济优势的必要，而且农民们自己也明确表示了对经济合作组织的需求。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的乡村社区农民合作还是当下的乡村社区农民合作经济实践都进行得相当艰难，特别是由民间推动的乡村社区农民合作实践更是举步维艰。就当前情况来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高，大多数农民经济合作组织都处于艰难维持生存阶段。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悖论现象：一方面，从理论上看，农民必须合作起来才有出路，而且合作起来对其自身是有显而易见的好处的；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农民很难真正实现经济方面的合作，甚至合作的好处明明白白的摆在眼前且不需付多少代价也依然困难。这令理性的分析都百思不得其解，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问题，笔者将其称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困境。很多学者试图给出解释，有从经济学产权的角度，有从小农生产方式角度，也有从文化的角度的，等等。在我们看来，这些角度虽然提供了对乡村社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的一些合理解释，都看到了制约农民经济合作某一方面的原因，但是都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建国以来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历史发展，同时也不能给人以理论的透彻感。缺乏合适的理论、历时性的视角以及比较的眼光是导致这些研究解释不力的根本原因。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实际上对其组织成员来说是一种公共物品，其发展困境实际上也是集体行动困境的一种表现。关于集体行动困境和公共物品的发展维护问题，以往人们的解决方法主要是霍布斯(ThomasHobbes)的“利维坦”(Leviathan)和市场两种。然而这两种解决方法的结果并不十分理想，实践的发展推进理论的创新。上世纪90兴起的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理论，作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和公共物品问题的第三条道路得到人们的广泛好评。然而社会资本具有流变性，尽管近年来，也有人采用社会资本理论来研究我国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问题，但他们也因对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变迁和社会资本变化缺乏一个历时性角度而无法正确解答我国为何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乡村社区农民合作经济最终失败，以及当今社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为何困难重重。不仅我国当前的乡村社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与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已经发生重大变迁，同时我国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进行社会资本分析时，需要认识到所研究社区中社会资本的历史来源。因此，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从我国乡村社区社会资本变化和乡村社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变迁两个维度来考察我国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这一问题。具体来说，是从建国以来我国社会资本变迁的角度，分析我国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人民公社最终解体的原因和市场条件下的乡村社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重重的原因，并试图为当前的乡村社区农民合作提供相应解决之道。　　 建国初，为了克服小农家庭生产的局限，国家通过合作化政策将农民组织起来，期盼以农民生产合作组织形式带领农民走向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崭新的合作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大量的集体合作行为，需要大量相应的社会资本作为组织运转的基础。然而，我国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一系列强制性政策措施并没有注意到乡村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同时为了配合国家政权向乡村社区的稳固下移，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批判封建主义和阶级斗争等的政治运动，不但有利于促进农民合作的新型的现代社会资本没有成功培育出来，反而由于对家族和民间信仰等传统社会资本的过度打击破坏了乡村社会的互惠合作传统。人民公社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资本支撑而遇到严重的集体行动问题，并最终导致制度的解体。　　 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后，由于社会的转型加速和市场的转轨影响，封闭稳定的乡村社区结构被打破，市场经济对传统血缘亲情关系网络再次冲击，现代新型的公民社会关系网络尚未建立起来，乡村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荒芜，农民原子化程度加深，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再次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由国家的主导变成了农民的自愿自发。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任何合作组织都有组织成本问题，社会资本的一大功能就是可以化解和降低组织成本，提升组织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农民合作组织成本由国家承担了，而市场条件下自发自愿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成本只能是农民组织成员自己承担，我国乡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本身不足，再加上分散的小农离心倾向并不能有效化解和降低农民合作的组织成本，致使乡村社区经济合作组织困难重重。　　 正像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对新制度主义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nor Ostrom)的研究所点评的那样，奥斯特罗姆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成功地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但帕特南认为她还是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正式制度为什么能够产生，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帕特南认为正是社会资本的作用_才有利于产生正式有效的制度，他认为在一个继承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合作更容易产生。如果我们认同帕特南的观点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帕特南其实也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在一个缺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如何产生和培育出社会资本?虽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和帕特南都隐约谈到了社会资本起源的问题，不过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大都语焉不详，国内学者基本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绝大多数学者往往把一个组织或者共同体的社会资本看作是想当然地存在。本文认为一个新建的组织的社会资本的最初形式与这个组织所在的环境的社会资本一致，而新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本培育离不开这个组织中的经济资本这个基础的作用，乡村社区能否新建起一个农民合作组织与这个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有关。由此我们也可以逻辑的推导出当前乡村社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困境的原因是，不仅因为乡村社区社会资本不足，还因为合作组织没有能够给参与合作的人带来经济利益，或者说带来的经济利益不足以弥补所付出的努力，我们对乡村社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实证调查也证明了这一推论。因此，最后我们为乡村社区农民要走出合作困境，提供了两条建议：对于乡村社区来说，要注意培育现代社会资本：对合作组织来说，要选好合作项目，合理地分配合作组织利润和合理的做好组织发展的资本积累，以经济实利带动组织社会资本的培育和构建，以组织社会资本的培育促进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