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是一门对意义的理解和阐释的理论,它既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方法。鉴于“准确的经典注疏可以拿来当作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①对经典注疏纳入阐释学的视角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从《楚辞》的文本阐释来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代表性的《楚辞》阐释性文献。因此,本文主要以中华书局2002年白化文等人的点校本《楚辞补注》为依据,在传统文献学的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从阐释学的角度对洪兴祖的《楚辞补注》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一、洪兴祖阐释《楚辞》的动因。就具体的文本阐释而言,很多文本的阐释都有阐释者个体的阐释动因。洪兴祖少时即得《楚辞》一书,浸润此书数十年,决非偶然。探寻他阐释《楚辞》的动因,有三个方面:感于时政,欲借古以讽今;壮志难伸,寄寓悲愤之情;不满旧注,补前贤之不足。正是因为他耳嘘目染了宋代的诸多乱象、有感于自身与屈原相似的遭际,鉴于王逸《楚辞章句》的疏漏与致误,才撰作出了《楚辞补注》。二、洪兴祖“补注”的阐释体式。洪兴祖所作《楚辞补注》是现存最早的以“补注”形式出现的古籍阐释文献,“补注”一体的创设在阐释体式中属于发凡起例,洪兴祖创建并选定“补注”体式阐释《楚辞》文本,蕴涵着其以“补”为主的阐释目的。这一点在“补注”的命名、《补注》最初的阐释体例及现在所见的窜乱后的《楚辞补注》的具体体例重“补”的量化分析中都有体现和验证。三、洪兴祖阐释《楚辞》的思想管窥。任何阐释者都是带着其自身历史情境中的“历史性”来进行文本阐释的。洪兴祖的《楚辞》阐释也是蕴涵着他个人思想倾向的创造性行为。此章主要通过对《楚辞补注》的文本分析,结合洪兴祖所处的历史情境,挖掘他在《楚辞》阐释中体现出的主体性意识,管窥出他以校雠为本的治学思想、以屈原为祖的思想理念、以儒家为主的哲学思想及其屈骚评论时的文学倾向。四、《楚辞》三家注的阐释对比。《楚辞章句》、《楚辞补注》与《楚辞集注》是《楚辞》阐释史上最重要的三个《楚辞》阐释文献,其中重考据“依经立义”的《楚辞章句》和重义理“以义裁之”的《楚辞集注》在某种程度上分别存在着汉学阐释不足与宋学阐释过度的问题。而洪兴祖的《楚辞》阐释,既未忽略文本客体对阐释行为的制约,又能适当融入自身的主体性,主客观的融合使他《楚辞》阐释的尺度更为适中。五、屈洪同轨,视界融合。此章首先言明楚国的屈原因时代环境和个人际遇而遭受到现实困境,其困境带有强烈的“边缘情境”意味,这种“边缘情境”与屈赋的创作和屈原之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继而言明宋代洪兴祖与屈原有着类似的历史境遇,有着相同的人生轨迹,两人境域融合。而正因为这种境域融合,使得洪兴祖在阐释《楚辞》时,能使阐释者的视域与《楚辞》文本的视域之间达到融合,体现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总体而言,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再创造性的《楚辞》阐释性文本,洪兴祖在其明确的阐释动机的驱使下,以发凡起例的“补注”体对《楚辞》进行了有意识有目的的阐释,并在具体的阐释当中寄寓了他个人的主观意识和思想情感,使阐释者的视域与《楚辞》文本的视域之间达到了融合,不失为一种合理和有效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