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与俗乐是中国音乐文化之两脉。周公制礼作乐进一步彰显了礼制,并以“礼乐”作为治理国家、归顺人心的重要举措。国家礼制经过文化下移化为民间礼俗,同时完成礼乐与俗乐的融合。礼俗用乐是对礼乐与俗乐的承继,也是对历史大传统的接衍。在当下乡土社会中礼俗用乐因其具有功能性意义而存在,以戏曲、鼓吹等表现形式与婚丧、三周年、祭祖、庙会、开业庆典等礼俗活动紧密相连。本论文选择济宁地区为研究地域,通过该地区礼俗用乐回溯历史大传统,将当下与历史接通,将礼俗用乐与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相结合。济宁地区在元明清三代因运河河运而兴盛繁荣,有大量高级别官府驻扎此地,明代有鲁王府一支就藩兖州府,并且历代衍圣公府也在其地域范围内,历史上经济的繁荣与高级别官府云集带来大量礼乐与俗乐用乐需求,并为其积淀于当下提供契机。济宁地区鼓吹乐兴盛,鼓吹乐在历史上承担了大量礼乐职能,该地区的鼓吹曲牌数量大,且有大量戏曲曲牌尤其是柳子戏曲牌,柳子戏历史上作为弦索官腔则是国家用乐体系内的重要戏曲曲种之一,清代成为四大声腔之“东柳”。在该地区鼓吹乐与柳子戏的融合问题上,又反映出礼俗用乐问题中俗乐与礼乐的张力与交融,以及礼乐制度对礼俗用乐的影响。本论文将研究地域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历史现场相结合,将个案与整体结合,旨在通过对当下区域历史现场礼俗用乐问题的研究,管窥中国历史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