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世纪前期活动于上海的西画家的人物画作品为研究对象，以作品不同的风格样式为主线，探讨了这一时期人物画的艺术价值和在西洋画引入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文章试图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人物画家的作品进行多角度的梳理和剖析，理清人物画创作的脉络，并将创作背景置入其所依托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加以考量。文章将20世纪前期上海的西洋人物画归于两大类别：一、“写实主义西洋人物画”，二、“现代主义西洋人物画”。其中“写实主义西洋人物画”又按照表现手法细分为1.以写生为手段，客观再现对象为目的，捕捉对象的瞬间印象的印象派写生人物画创作；2.以客观描写对象为基础，讲求“形神兼备”的学院传统写实人物画创作；3.从西方绘画写实主义入手，融入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标准，结合中国画笔法的人物画创作。“现代主义西洋人物画”按照表现手法细分为1.关注绘画本身的色彩效果和装饰趣味或精神意志的野兽派以及表现主义人物画创作。2.把对象归纳为几何形体或将对象分割重组的后期印象派、立体主义人物画创作。3.采用变形夸张样式和浪漫的色彩或突出人的潜意识活动来映射现实的上海“巴黎画派”和超现实主义人物画创作。这些人物画样式在20世纪前期的上海往往交替出现、流行或同时并存，共同构成了早期西洋人物画的繁荣。文章创新之处在于研究方法上，从绘画实践者的角度入手，不仅分析了20世纪前期上海西洋人物画演变的社会、文化背景；更依赖于大量宝贵的当时作品出版物图像资料，从创作实践的角度对绘画作品本身的构图、色彩、人物形象描绘等创作手法作了较为详尽地分析。并运用图像学的分析手段，在当时社会的语境下为人物画的深层次意义作出了阐释。第一章绪论介绍了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概况以及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第二章阐述了上海作为西洋画发端的历史地位及成因，土山湾画馆作为中国洋画摇篮的奠基作用及影响。20世纪前期，艺术家们不断地以各自的努力和独到的认识来回应西洋画的引进。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上海包容的社会环境中都相应得到了各自的发展。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里，已把西方印象派之后的现代流派迅速预演了一遍，在当时就已经呈现出除了传统写实样式，各现代流派纷呈的状势。由于留学日本和欧洲的艺术学子学习经历和艺术认识上的差异，事实上形成了两种流派。第三章指出了“写实主义”引进中国，主要给了中国洋画家得以表现现实生活、现实社会的手段。但是它本身也不是全盘西化式的简单套用，它也有意识融入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标准，结合中国传统绘画的笔法，努力探寻着中国式的写实表达。写实主义人物画无疑能引起社会反响的最大化，无论是表现社会大众的状相和希望还是反映中国军民在抗战中所遭受的苦难和反击，它的魅力就在于与时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洋画的写实主义手法，不仅是艺术语言上的选择，更是让洋画承担起一种“文以载道”的教化作用。第四章分析了“现代主义”在对人物的描写上，弱化了人物的形象，强调色彩和构成，注重艺术个性的表达和作者感情的宣泄。20世纪前期也正是欧洲“现代主义”逐渐兴盛起来的时期，而通过留学日本和欧洲的艺术学子“现代主义”的种子也开始得以被引入中国，依据地缘优势和文化影响，上海成为了中国洋画“现代主义”的策源地。尽管“现代主义”的发展受到种种不利的条件制约，它的引入和与中国本土的“融汇”仍提供了西洋人物画样式的丰富性。“现代主义”基本通过三种主要势力在20世纪前期的上海假以传播：刘海粟在上海美专后期倡导野兽派等现代主义，借助学校的平台和众多的学生在上海大力进行现代主义推广。以国立艺术院为主干的“艺术运动社”以地利之便在上海举办展览扩大影响，代表了兼容并包、调和中西的现代画派。以“决澜社”以及稍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它的延续的“中华美术独立协会”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从开始形成则是民间绘画力量的聚集。第五章指出“写生”方法的运用是20世纪前期洋画传播中技法上最本质、最为彻底的一场革新，它完全改观了西洋画的学习方法，提倡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自然的真实和美。“写生”方法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把自己作为西洋画学习方法的正统地位确立了下来，其中一支继续沿袭写生的既有路径，成为学院的“写实主义”。“写生”方法的另一分支在一定程度上剥离形象因素，关注色彩、形式和主观情绪的表达，推动“现代主义”西洋人物画在新样式上的探索。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中引发的徐悲鸿、徐志摩之间的“惑”之争辩，是写实画派和现代流派之间的艺术争论，客观上加深了对西方绘画的认识。“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冲突其实也指向了双方各自对西方艺术和东方艺术的改造融汇问题，双方只是在艺术形式上的侧重不同。二者都认识到要从西方绘画中学习表现的技巧，又要从民族文化精神中汲取养分，来构建有自身独特面貌的人物画样式。20世纪前期在中国西洋画史上形成了重要的上海时期，为西洋画坛的多样性提供了较为宽松的艺术氛围。写实主义西洋人物画形式以及现代主义西洋人物画形式的并存显示了早期艺术家执着而不懈的探索和努力。他们自觉意识到与中国传统艺术融汇的必要性，而这种艺术上的兼容并蓄和对新事物的敏感性也是我们今天艺术创作中所需要的态度。西洋人物画上审美价值取向上的多元化和其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差异的吸收融汇是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包容精神相契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