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法规范对于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仅规定了“承包收益可以继承”,回避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能否继承的问题。因“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除财产性外又包含其他权利属性,较为特殊,立法部门为平衡诸方利益,立法时“有意地制度模糊”,为以后法律修正和解释留下空间。但同时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长久以来的争论,司法实践中因继承问题带来的诉讼和纠纷也在不断攀升。本文以2018年《土地承包法修正案》为切入点,通过对两例同因不同果司法案例分析,找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的焦点在于主体的不确定性和该权利能否成为继承的客体。采用案例研究与条文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研究剖析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不论是个体还是家庭内部按份共有的农户均不影响权利的继承。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涵的三种权利属性中,身份性只是作为初次分配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先决条件,社会保障性与继承问题并无联系,同时2018年《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进一步彰显了财产性的核心作用。在土地经营权未流转的二元制结构情况下,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法理上是完全可行的;三权分置后,土地承包权作为受限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作为纯粹的财产性权利,均可被继承,同时通过对德国的“物上负担”和台湾地区“农育权”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比较,研究继承的合理性。另外从我国法律适用的原则规范在现行框架下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可继承带来的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