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是我国特有珍稀野生动物,由于人为干扰和自然因素影响,其种群数量曾一度下降。但根据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大熊猫的数量呈显著增加的趋势,该结果表明我国数十年的大熊猫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也正是如此世界自然保护区联盟(IUCN)将其从“濒危”降级为“易危”。然而,这一决定存在许多争议,主要原因在于尽管大熊猫种群数量增加了,但其仍面临严重的人为干扰(如放牧和采伐)。人为干扰是影响大熊猫等野生动物生存及其栖息地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对人为干扰下野生动物栖息地适宜性变化的评估对野生动物保护至关重要。本文对凉山山系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两种不同类型(距保护区较近的永红乡和距保护区较远的高卓营乡)社区的居民进行了家庭基本经济情况和是否进行了对大熊猫栖息地产生干扰活动(如放牧、采笋)的访谈和对比,了解不同类型人为干扰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情况。此外对影响大熊猫栖息地适宜性的人为干扰因子和环境因子进行量化的研究很少见。为填补这一知识空缺,我们以凉山山系为例,利用全国第三次和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中的人为干扰因子(即放牧,采伐,耕种,割竹打笋,采药,道路建设),环境因子(即森林覆盖,海拔,坡度)和大熊猫GPS位点数据来评估大熊猫栖息地的适宜性和空间利用变化情况、人为干扰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及人为干扰随时间变化的分布特征。最后由于凉山山系的保护区大都设立时间较早,以前的保护区功能区划是依据当时的主要保护对象以及人为干扰等因素进行了比较粗略的确定,而时代在发展,很多因素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前的保护区的功能区划是否合理是需要根据保护区的各种现实因子进行综合评估,以找出存在的问题,从而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贡献。为此,本文以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对保护区现有功能区划进行了评估,以探讨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合理的建议。社区调查的结果表明:(1)永红乡的家庭总收入明显比高卓营乡低;(2)永红乡有多种人为干扰类型,其中最主要的是采笋,伴有少量的挖药和放牧,采笋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较大。高卓营乡仅有采笋活动且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不大,主要收入来源为外出打工;(3)对于政府实施的各项政策(如退耕还林、天保工程、轮息采笋、禁止放牧等),两个乡的社区居民大部分都了解政策的名称、目的等,而且对有关的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比较满意。人为干扰对大熊猫栖息地适宜性时空动态变化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大熊猫第三次调查(2001年)到全国大熊猫第四次调查(2012年)期间,大熊猫栖息地适宜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大熊猫栖息地适宜性稳定(1014.2km~2)和增加(173.9km~2)的面积较大,仅有少量面积的栖息地适宜性降低(0.3km~2)。人为干扰变量在MaxEnt模型结果中对大熊猫栖息地适宜性的贡献值从第三次(93.6%)到第四次(59.5%)调查时大幅下降,尤其是采伐的贡献值大量减少(78%-19%)。而环境变量的贡献百分比大幅增加(6.4%-40.5%),其中植被覆盖呈最大幅度的增长(2.7%-14.2%)。我们的研究结果还发现,从第三次到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大熊猫空间利用的区域在逐渐向外扩张。但令人担忧的是,人为干扰仍然广泛分布在大熊猫栖息地内,尤其是一些人为干扰因素对大熊猫栖息地适宜性的贡献值在增加。例如,从第三次到第四次大熊猫种群调查的放牧贡献值从1.4%上升到13.1%,表明对放牧亟需加强管理。对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区划评估结果显示,现有功能区划对大部分大熊猫活动的区域进行了有效的保护,但在缓冲区的北部和南部有一些大熊猫活动的痕迹点,建议纳入核心区;此外放牧的大部分痕迹点位于核心区,其他人为干扰(如采笋、采药等)主要分布在缓冲区和实验区,很少分布在核心区,因此需要加强并重视对核心区内的放牧管理。本文中使用的方法同样可用于评估人为干扰对其他物种栖息地适宜性的影响,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可为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管理部门提供科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