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农村改革中“小人物”社会心理变动的探析有助于更好把握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总和，研究个人与社会环境互动中态度、心理和价值观的改变过程，亦有助于深入理解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意义。文章采用了以豫中西关村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实证调查法，结合以《西关村志》、《登封县志》、《原阳县志》等史料为对象所采用的资料分析法和文献调查法，以及对改革亲历者的个别访谈与问卷调查等，综合这些研究方法，具体分析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实施过程中以豫中农村为特定场域的心理变迁过程。与此同时，论文对改革中重要节点上的重要会议，关键性的政策文件以及类似《人民日报》这类有代表性的大众传播媒介等载体上流露出的改革参与者的态度、意见与心理进行了集中分析，以此建构一地或数地的微观变动与整个中国农村宏观变迁之间的关系，更加生动、翔实地展示改革举措与社会心理之间的互动实况。中国农民历经几千年乡土文明的浸染，受小生产方式所维系的自然经济的根本性束缚，表现出狭窄与闭塞、卑微与无力，以及亲缘意识、圈子意识等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将这些受小块土地与小生产方式束缚、并衍生出与上述特征相对应的，诸如权威臣服、消极避世、内向排外等的人格心理之“小”的人称为“小农”。尽管在经历了革命与改革的宏大变迁之后，作为经济形态的封建小农生产方式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的小农思维抑或小农意识则仍然潜藏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伴随者改革开放的进程，体现出一次又一次的新旧之争以及传统与现代之辩。发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三次包产到户改革，因其在产生原因、具体做法、引发争论等方面的相似性，一般被视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前身，更经由语言、文字等媒介的言说与传承逐渐成为一种集体性的记忆。受历史记忆中因果范型的影响，尽管改革的帷幕已经拉开，不少人仍然迟迟不敢向前。尽管身处茫然与混乱之中，迫切解决温饱问题的需要和以新的理论解释社会事实的强大压力还是共同促使人们开始怀疑已经延传下来的东西，并逐渐作出某种改变。正是这种无数个“小人物”自下而上的变革行动和执政党自上而下的变革意欲，二者一起才将中国历史的车轮推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8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便铭刻了这样的历史分期，树立了以对物质财富占有的多寡评价个人能力的大小的合法性，同时明确以契约化、理性化的精神重塑被几千年“人际关系优先主义”浸染的国民，更将培育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作为政治任务而提出。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改革方才打开一个小口。随后试干一年的增产实效，暂时说服了一部分观望、犹豫的干部和群众。然而尚在彷徨中的人们还未做好从理论上与心理上重新认识与诠释包产到户的准备，尚处于转折之中的社会也还没有积淀好推动改革越出旧界的条件。而与此同时，“只要包产到户就会增产增收”的因果范型经由舆论的过度言说，已然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中央75号文件既给出了改革继续探索的空间，也给定了这种探索的局限。政策的暧昧令包产到户，特别是包干到户的前途不明。尽管饱受争议，包干到户还是凭借着简便易行的优点与增产丰收的实效，在利益的比较与示范中赢得了全国范围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也为自己赢得了国家制度层面理论阐释的合法性。以生产力的发展来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取代了过去的“姓资姓社”论，改革的脚步由此跨越了一道政策禁区。但是农村形势的发展又触到了“不许雇工”的禁令，以《人民日报》为平台赞成和反对的人们各抒己见，试图找出说服对方、证明自己的依据。相较而言，普通农民则更易被雇工案例中主人公的高额报酬所吸引，只是对于大部分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民而言，陈志雄式的致富之路只能强化他们的“炫耀性”消费心理。值得注意的是，被事先挑选好的争论经由一个看似公开、公平的程序展现出的过程本身，便可赋予争论结果以正当性。尽管这样做有助于减少改革震荡的成本，但也有可能导致团体极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培育了农民的契约意识，促进了一种内在的激励机制的形成，并有助于消除社会群体间的隔阂和冷漠，培养信任感与安全感；另一方面，它也对农村社会心理由自闭走向开放、由单一走向多元、由排他走向包容发挥了重要的纾解作用。伴随着这些正面效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也逐步显现出来：农业经营行为短期化，土地产权的模糊、土地承包期的频繁变动，脱农、脱村，代际分化等等。各级政府对先富者的推崇和嘉奖嘉奖助推了社会形成一种嫌贫爱富的舆论氛围，原本只是判定经济收入多少的“富”跟“穷”逐渐变成了一种进步与落后的意识形态。农村改革不仅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立”，也同时推动着人民公社制度的“破”。自负盈亏的责任制与“一大二公”的公社制对农民而言，犹如一个钟摆的两端：在竞争中出局的人们可能怀念集体主义年代的千人一面，胜出的人们则趋向肯定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怀念过去的也不仅只有弱者，还有尽管富裕起来却因不断更新的技术与不断增加的竞争对手而在心理上缺乏安全感的人们——他们在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由蒙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根据环境的变动做出自己的回应，朝着自身安全感最大化的方向摆动。能带给人安全感的东西并非总是使人更加自由、更加自主，更加积极和更加开放的东西，就像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改革，同样会带来旧观念、旧思想、旧制度和旧势力的回复。尽管如此，为了顺应历史行进与变革的大趋势，为了保持人格心理的稳定与平衡，人必需逐渐舍弃那些与当下冲突最为强烈的部分，缩短钟摆来回运动的幅度。中国农民自近代以来所经历的由小农到社员、由社员再到村民，及至今日的“边际人”的变迁史，正是一部社会心理上距离传统的经验世界越来越远，而距理性主义的现代世界越来越近的变动史。以此重新审视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以致中华民族百年的现代化征程，可以帮助我们在人与史、人与政治、人与社会的变迁之间建立一种更为密切、也更为合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