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在行刑制度中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减刑是我国自由刑执行中常见的刑罚变更方式,也是在押罪犯关注的刑事奖励措施。作为近代刑罚制度改革的产物,减刑最早见于1817年美国纽约州通过的“善行折减”法律。20世纪以来,加拿大等国已将减刑制度退出重新提请审判程序,减刑成为一项由行刑机关可以依法直接加以适用的制度。正是受其启发并考虑到我国减刑现状,有学者认为:行刑机关对罪犯进行管理、教育和改造,对于矫正、改造罪犯工作有着长期、专业的知识,对服刑人的改造情况最为了解,服刑人是否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行刑机关最有发言权。而各级法院无法直接掌握罪犯改造的实际情况,它们对罪犯改造工作是陌生的,至少是不熟悉的,法院仅凭行刑机关提请报送的书面材料做出裁定,必然导致法院的决定基本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程序需要,难以保证结果的公正合理;况且从行刑机关提请减刑,到法院做出减刑裁定,耗时长,效率低,不利于及时减刑以激励罪犯积极改造。的确,行刑机关在罪犯的减刑工作中确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是不是足以排除法院介入?即裁定减刑的权力应归属法院还是行刑机关行使,是继续保持减刑由法院审裁的格局,或是将其划归行刑机关,在以实现公正与效率辩证统一为价值目标的司法改革讨论中,一直是学术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图对该问题进行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力求为我国减刑制度改革构建一个思考和分析框架,理清减刑归属问题研究的重点和发展方向,并期望对我国改革与完善减刑制度有一定的帮助。本文是一篇研究性论文,试图对我国现行减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以说明目前由法院行使减刑裁定的合理性。本文主要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实证分析以及比较分析的方法,在我国减刑权归属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本文首先分析减刑制度的意义,既而结合外国减刑制度,从减刑的法律要件、性质、立法模式等几个方面论证我国现行减刑制度的特色,进而推出减刑权应该由法院行使的观点,最后针对法院在办理减刑裁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