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由商业银行直接向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开始萎缩、枯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逐渐取消以往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制定非常优惠的税收政策或巨额补贴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所有这些优惠政策的实施都基于两个基本观点即:FDI会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更重要的是这些直接投资会产生有利于东道国的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但是这些好处是不是一定存在呢?在什么条件下 “技术溢出效应”能发挥它最大的效果?这些优惠政策是不是合适呢?这就要看外商直接投资是否给我们带来了技术或就业。否则这一类优惠政策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因此怎样评价FDI的作用成为制定合理的招商引资政策的关键。因为优惠政策是有成本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一味的靠给予外商以超国民待遇的投资政策而实现。在这一背景下,该毕业论文在国内外经济理论和大量经济数据的基础上把FDI对东道国经济影响,及作用机制做了详细的分析;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测算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种方法按市场、原材料来源等的不同,利用乘数原理来分析、计算FDI对东道国的影响。第二种方法利用全国大部分省市自1984年以来的各混合宏观经济数据(既有时间序列,又有截面数据),根据产出函数一般形式作为回归模型,计量FDI同GDP的相关系数。在探讨什么因素影响FDI技术溢出这一问题上,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和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建立回归模型,引入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比例作为市场成熟程度的变量,大学毕业生的存量作为描述人力资本的变量;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判断它们跟FDI溢出效应发挥的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尽管我国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所有制改革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但相比之下它同外商直接投资相结合对提高生产要素效率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但是大学毕业生的人数的增加似乎对FDI溢出效应的发挥没有太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