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历来是世界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难题,制约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反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发生率不断降低,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贫困问题的彻底解决。目前,中国的贫困状况又出现了新的特征,农村贫困家庭进入了贫困恶性循环状态,贫困代际传递正在发生,情况不容乐观。当前,贫困代际传递特征逐渐凸显,传递程度逐渐加深。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的社会决胜期,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对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解决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目前学术界对其的研究大多从社会学角度出发集中在其的某一特殊现象本身及产生因素,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区域性特征的全面了解和家庭综合因素的系统考察关注相对较少,对精准扶贫背景下的贫困代际传递阻断机制研究较为鲜见。鉴于此,本文从地理学的区域性视角出发,基于可持续生计资本分析框架和贫困代际传递理论,选取东中西部地区6个典型贫困县(河南省平舆县、新县;甘肃省渭源县、古浪县;福建省柘荣县、霞浦县),结合879份问卷调查数据,尝试分析父辈和子辈的贫困代际传递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精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政策建议。本研究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的贫困代际传递研究进展,并进行了借鉴和参考;其次,构建了可持续生计资本测量体系,对东中西部地区贫困农户家庭的各项生计资本及其总和进行综合考量,为下文分析奠定基础。第三,引用转换矩阵、相关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探究东中西部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特征,涵盖了收入、教育和职业的代际传递三个方面。第四,引用二元Logistics统计回归模型解析自致性因素、先赋性因素和家庭生计资本因素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最后,尝试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政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1)东中西部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总值与经济发展梯度基本吻合,各地区的生计资本存在显著的区域分异。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从高至低依次呈现出西—东—中的分异特征,物质资本从高至低依次呈现出中—东—西的分异特征,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从高至低依次呈现出东—中—西的分异特征。(2)东中西部地区贫困代际传递呈现“低收入传递”、“低学历传递”和“低端职业传递”的特征。收入代际传递方面,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代际传递性最为突出;教育代际传递方面,父辈和子辈同为初中学历时的代际传递最为明显;职业代际传递方面,父辈和子辈同为“产业工人”与“农民”的代际传递最为显著。(3)东中西部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先赋性因素和家庭生计资本因素对其影响较为显著。部分自致性因素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贫困代际传递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先赋性因素对东中西部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不显著。部分生计资本因素对贫困代际传递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主要有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金融资本的影响最显著,而预期的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却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背景,并结合可持续生计资本、城乡统筹、区域可持续发展角度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与规划启示:(1)增加教育和基本医疗投入,尤其要关注女童教育和女性健康;(2)加强职业教育,增强技能培训;(3)提供小额信贷,提高农户的金融资本存量;(4)强化农村居民社会网络,提高抵御风险能力;(5)响应精准扶贫战略,加强顶层制度设计;(6)完善城乡规划体系,加强乡村旅游和特色小镇建设。本研究的特色与创新点在于,一是运用地理学区域分异视角,揭示东中西部农村家庭生计资本分异特征、贫困代际传递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二是引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其纳入贫困代际传递的内生性影响因素分析,着重探索家庭生计资本因素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三是将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机制置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背景下,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精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政策建议与规划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