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以来,中国就进入了改革与开放共同推进的阶段,中央政府更是将改革和开放称为基本国策的两个“基本点”。改革与开放在经济层面上就是经济改革与对外经济开放。当然,经济改革与经济开放各自又包含很多内容,比如,经济改革包括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改革和原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等方面;而对外经济开放包括国际贸易的扩大、FDI的进入等具体内容。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经济改革与对外经济开放具有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如果不考虑二者的双向关系,仅仅考虑单向的因果关系,那么经济的对外开放确实是经济改革的一个原因吗?更细致地说,如果以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作为经济改革的指标,国外企业进入本国市场作为经济开放的一个指标,那么,国外企业进入本国市场时是否能促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这需要用一个标准的经济框架来证明。从以往的文献来看,讨论国有企业民营化原因的文献集中在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缺陷导致了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另一条线索是国有企业的外部竞争导致了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本文沿袭对外竞争这条线索,基本思路是,在开放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比例受到国外企业进入的影响。因为国外企业的进入改变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导致了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这必然会使国有企业的利润与整个社会福利水平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了政府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当由本国政府对国外企业所施加的非税收成本和税收成本的变动时,国外企业的成本将进一步变动,从而影响其供给数量,这进一步影响了政府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比例。所以,本文在产业组织理论的混合寡头竞争模型框架下,分别探讨当国外企业的非税收成本和税收成本变动时,对进口企业、FDI企业行为的影响,进而对政府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决策的影响,及一些相关问题。全文的安排如下:第一章提供了一个封闭经济情形下的基准模型,主要是提供一个简单的二阶段决策的古诺竞争框架。通过设定一些严格的条件,探讨了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和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该行业时,政府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决策。得到的结论是,如果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该行业,则政府不会对原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即仍会保持100%的国有比例;但当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时,在一定条件下,政府将对原国有企业进行部分民营化,并且,原国有企业的成本越高,即生产率越差,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比例越高。最后,本章探讨了模型的其它相关问题,如市场容量、原国有企业成本系数、政府的政策性负担系数的变动对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影响,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第二章对第一章的封闭模型进行扩展,引入进口企业的竞争,讨论了进口企业的非关税壁垒下降时,对政府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决策的影响。得出的一般结论是,原国有企业的成本越低,即生产率越高,政府越倾向于增大原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并且,在国内完全民营企业存在时,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比例更高。最后,本章讨论和总结了这一章模型的其它结论。第三章同样引入进口企业的竞争,但探讨进口企业的关税壁垒下降时,对政府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决策的影响及相关问题。我们发现,在二部门模型中,政府若降低关税率,政府就会降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这与上一章的结论不同,这主要源于对进口企业征收的关税收入进入政府的收益函数;而在三部门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某些条件下,政府若降低关税率,会提高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比例。得出的一般结论是,原国有企业的成本越低,即生产率越高,政府越倾向于增大原国有企业的比例。并且,在国内完全民营企业存在时,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比例更高。最后,本章探讨了模型的其它问题,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第四章引入FDI,探讨了其面对的非税收成本下降时,对政府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决策的影响。得出的一般结论是,原国有企业的成本越低,即国有企业越有效率,政府越倾向于增大原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并且,在国内完全民营企业存在时,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比例更高。最后,本章讨论和总结了这一章模型的其它结论。第五章同样是引入FDI的竞争,但探讨了FDI在其所得税率下降时,对政府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决策的影响。经过证明,我们发现,这个影响是不确定的,这依赖于初始的所得税率水平、政府的政策性负担系数及原国有企业的成本系数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相对而言,一个国家的市场容量越大,原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其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越高。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开放时允许国内民营企业进入该行业,将会提高原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比例。最后,探讨了与模型相关的其它问题,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对本文的主要结论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者本人所认识到的本文不足之处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