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随着平台服务的不断完善和数据使用量的不断增长,在处理数据方面有着天然优势的算法技术出现并逐步强大起来。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算法技术之后,提高了生产效率,提供了更加符合市场期待的商品,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方面需求。但是,除了给市场带来的积极作用,算法的应用也给健康的市场竞争秩序带来新的风险,企业之间为了达成垄断,通过算法实现算法共谋,便是需要引起重视的负面影响之一,算法在各个行业中都备受经营者青睐,极大的提高了他们之间共谋的可能,算法共谋行为应运而生。算法共谋本质上是垄断协议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该行为造成的限制、排除市场竞争的效果,与垄断协议对市场带来的影响是一样的。但其与传统垄断协议达成过程相比,参与主体的垄断意图和垄断信息交换具有隐蔽性,垄断成员合作具有稳定性。算法共谋,总体上可以分成信使类算法共谋、轴辐类算法共谋、预测类算法共谋和自主学习类算法共谋四类,不同类型的算法共谋各有特点,与传统垄断协议相比较,有的只是在意思联络交流的手段上有所更新,有的则在形式上与传统垄断形式完全不同。我国现行反垄断法律对算法共谋规制时,目前还存在以下难点:共谋主体难以界定;算法共谋中主观意思联络难以认定;传统反垄断监管手段难以适用以及算法共谋中垄断主体责任分配困难。面对以上困境,我国目前相关的法律制度体系已经在不断更新和健全,但是数字经济背景下,新业态新经济模式迅速发展,垄断经营行为各种表现也日益复杂,这就需要转变规制理念、明确规制目标、健全规制体系及提高相关执法能力。通过研究美国和欧盟对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规制的法律规定,结合美国和欧盟实践中典型的共谋案例,思考对我国算法共谋反垄断法规制带来的启示。在处理算法共谋问题时,要秉持包容审慎的理念,既要坚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又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考量新问题,明确鼓励创新。在对算法共谋行为进行规制的时候,要明确算法共谋的责任主体,秉持人类中心主义视角;要充分利用间接证据和环境证据,综合考量行为竞争效果;要革新反垄断执法手段,提高反垄断执法中利用科技的能力,创新收集证据的方法;合理分配算法共谋中各方主体的垄断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