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务中,我国需要明确刑事“立案”程序的标准,不能刻板地仅用一份决定性文书就认定立案或者不立案,就像司法实践中,只用是否有《立案决定书》这一个标准来决定案件是否被“立案”。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考量,一是以当时生效的立案条件为标准;二是三份以上间接证据可以证明达到“立案”标准;三是将案件材料移送上级部门综合评定。为了有效发挥核准追诉制度的作用,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对核准追诉制度的适用条件进行调整,将原来的一个方面拓展到两个方面:一是“追诉时效”期限,我国刑法已有明确规定,所以此处不再赘述;二是增加“罪种”这个条件,我国可以将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等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犯罪,纳入必须核准追诉的范围,也就是说,一旦犯罪行为可能会涉及到上述几类罪种,不论是否超过最长追诉时效,都应当被提请核准追诉。我国应当明确区分无期徒刑与死刑的追诉期限,将无期的追诉时效单独设置一个期限,将死刑的追诉时效再另行设置一个期限。经过分析研究域外的相关规定后,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将死刑的追诉期限设置为30年,无期的追诉期限设置为25年。这样,可以让司法机关决定是否进入核准追诉程序、核准是否追诉时,具有更为明确的标准,能够大大提升司法实务中适用核准追诉制度的质效。同时,为了减少盲目提请核准追诉的次数,提高我国适用核准追诉制度的质量和效果,笔者认为我国应增设核准追诉前置程序,这样,既可以减少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数量,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又可以严格规范核准追诉程序,确保核准追诉制度的适用更为公平公正、准确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