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美国多次主动对中国单方面发起贸易摩擦,利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牵制中国。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从破裂到合作再到制裁、从贸易自由化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巨变,摩擦领域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自2006年始,中美摩擦从贸易领域转向科技领域,美国对华的实施战略从贸易战转向科技战,以及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起的“301调查”所引发的中美科技脱钩,导火索指向《中国制造2025》中着力发展的高科技产业,说明近年来技术管制已成为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遏制的重要工具,以及遏制“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质变是美国发动此次科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不仅对中国继续实施“中国制造2025”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而且对政府后期制定高技术产业战略部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本文通过选取中美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对出口管制强度进行测度,发现美国确实对中国实施了严格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通过分析两者的相关关系,发现美国对华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并没有影响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反而“倒逼”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且初步分析发现“倒逼”效应存在时滞;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第一,美国的高技术管控策略并没有妨碍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第二,在美国严厉的高技术出口管制策略和阻碍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情况下,倒逼中国改变产业技术创新模式,由“外部依赖型模式”向“内部依赖型模式”转变,最终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第三,在美国加强高技术出口管制使中国获取国际溢出效应减少,且在技术引进无法促进技术创新的情况下,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直接倒逼中国增加内部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从而促进中国自主性的技术创新;第四,内部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在美国出口管制与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中介效应,且惟一中介。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出口管制的理论研究,针对出口管制的量化研究十分匮乏。本文通过测度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管制强度,准确定位和清晰认识美国对华的态度;第二,由于中国制造业数据难以直接获取,本文通过权重法,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计算出中国各省市制造业相关变量的数据,为今后研究制造业选题的学者提供实践经验;第三,以往的研究成果,只是单方面分析出口管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本文通过规范研究和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因素路径分析法,重点探讨和分析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管控政策对中国产业实现技术创新路径的影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