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山东气候进入了一个长时段的寒冷期。与水稻不同的是,小麦是喜凉作物,一定限度的气温下降有利于提高小麦产量,因而山东农民适当扩大了小麦的播种面积。在“氮约束”状态下,小麦的扩种导致肥料短缺。为维持土壤的生态平衡,农民广泛复种具有固氮作用的小豆类作物。乾隆年间,大灾荒打乱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在灾荒背景下,各级政府极力推广抗灾能力强的番薯。面临灾荒所导致的粮食减产,农民被动种植救灾作物。但是在灾荒过后,他们便会减少番薯的播种面积。即使是面临着人口压力,对于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来说,种植番薯也仅是维持生存的权宜之计。1816年的气候突变再次打乱了原本正常的生产秩序。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气候不稳定之后,农民又面临着一个将近60年的寒湿气候。他们被动地改变农作物布局,减少耐旱、喜温作物的播种面积,扩种适应这种气候类型的穇子。与此同时,政府对高产作物的推广一直没有得到农民的积极回应。民国年间,农产品商业化成为影响山东耕作制度的最突出因素。在市场影响下,农民的生产观念发生了变化,从主要为自己生产转到为市场生产。在适合种植花生的地方,农民大规模种植花生,用以交换粮食和生产资料。同时,为了维持生态平衡,他们也大量种植番薯。与此同时,大部分平原区的农民视小麦为主要商品作物。在那些适合种植小麦的地方,农民以小麦为中心安排耕作制度。这个制度兼顾了市场和生态,构成了一个虽然贫穷但却有效率的耕作体系。1950年代,为了实现工业化,国家形成了一套有关农业增产的逻辑。为了实现增产任务,国家开始介入农业生产,并且最终通过建立合作社掌握了改变耕作制度的权力。在完全掌握农业生产的权力后,国家强力推进耕作制度的变革,且以增产为主要目标。这种做法并没有增加粮食产量,反而造成了粮食减产,同时打破了本已非常脆弱的生态平衡。总之,从400年间山东耕作制度的变迁过程可以发现,农民在气候突变的情况下表现出环境——生存理性,在面对商业化的情况下则表现为市场——发展理性。1950年代,国家意志覆盖了农民理性,并导致粮食减产和生态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