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有着悠久阅读历史、阅读传统和阅读风气的国家,史料积累颇丰,阅读问题逐渐成为一个亟需关注的研究领域。唐代经学阅读研究按阅读地点进行结构划分,可以分为家庭的经学阅读与学校的经学阅读两大部分。家庭的经学阅读大致包含两类:一类是家长引导下的经学阅读;另一类是自发性的经学阅读。家长引导下的经学阅读者大多是学龄前儿童,阅读方式多样;他们的经学阅读活动存在于整个唐代,中唐密度较高,初唐次之;具备基础性教育特征,但与阅读者最终及第科目之间关联度不强。在唐代,自发性的经学阅读人群以处士与女性为主。处士的经学阅读多带有玄学色彩,主要表现为对《周易》的阅读。并且,他们的经学阅读使之作为儒家文化的传播者,起到社会教化的作用。女性的经学阅读则具备基础性教育的功能,偏重于强调礼的养成;中唐以后,《诗经》成为其阅读的主要内容,这大大提高了女性的文学素养。学校的经学阅读不仅在内容上与科举考察内容一致,而且在阅读版本上有统一的经学教材。唐时期学校的经学阅读表现出独有特点:阅读内容与思想的统一;重“经义”到重“文辞”的阅读重点的转变;“趋少就易”的选择性阅读;受重视程度逐渐减弱。除此,敦煌出土的《杂抄》内所录《书目》是目前发现较早的指导阅读的书目,真实地反映了中唐时期地方学校的阅读状况。唐代经学阅读的教育功能主要是指经学阅读作为一种教育活动,对个体发展以及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影响与作用。经学阅读促进个体发展的功能主要体现为:促进个人积累知识、丰富底蕴;道德教化,提升修养;审美教育,促进创作;指导实践,著书科考。经学阅读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引导主流政治观念;调整社会内部关系;传递良好读书风气;选择经学文化重心。此外,由于阅读活动偏离教育目标,与外界社会环境不相协调,对个人及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负向功能,主要体现在唐后期过度功利化阅读动机所导致的学风败坏,这种过度功利性阅读动机主要指唐人对及第入仕的过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