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的更迭一直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发生在原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更是亨廷顿“第三波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颜色革命以独联体国家的总统或议会大选为契机、以群众性的街头政治为主力,显示了其作为社会运动的政治机遇型性质。在此情况下,美国如何输出民主、反对派如何策动大规模街头政治成为颜色革命产生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背景下,媒体在颜色革命中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选取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作为正面案例,研究无效的媒体控制对于社会运动中政权崩溃的关键作用,并援引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案例来证明有效的媒体控制是导致社会运动中政权巩固的关键。研究发现,三个政权崩溃的国家都存在着深深的社会危机,这些政治危机又出自于后苏联国家与自身情况不一致的国家结构和不平衡的国际制度之中。它们一般遵循着这样的模式:一党长期执政形成“强总统、弱议会”的局面;多党制培养大批反对派;政治腐败形成“哑铃型”社会结构;政治参与渠道的缺失造成大规模街头抗议;最后媒体策动大规模社会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当局政府在应对政治抹黑时如何把控局面赢得选民信任、反对派如何抹黑政府和动员民众、外来势力如何宣扬西方民主激起民众不满,都离不开对媒体的控制、对信息和舆论导向的把控。虽然颜色革命国家的媒体千差万别,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在这场社会运动中也存在着共性。根据媒体受不同的组织或者势力控制,我们在本文中将媒体划分为官方媒体、反对派媒体和独立媒体三种类型。在所有这些媒体当中,非国家媒体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强大的独立资金是社会运动成功的关键。真正使群众对当权政府的不满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的是以外来势力资助的反对派媒体所揭露政治腐败和鼓动的街头政治活动,反对派和外来势力巧妙运用媒体激起全国性的信任危机,并以学生运动带动民众策动了大规模的街头政治。相反,威权政府掌控的官方媒体却并没有实现良好的媒体输出,甚至出现了媒体脱离掌控、反向倒戈的情况。而独立媒体充分利用民主化的扩散效应,使每一次成功的民主革命对颜色革命国家产生影响,进而瓦解原本巩固的政权。研究发现,威权政府对新闻自由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无意中为自己的下台奠定了基础;对受外来资助的独立媒体缺乏控制使得执政党政府在颜色革命中丧失舆论阵地;对信息获取的疏于控制使得执政党政府无法正确、及时地对反对派的街头政治做出回应。为此威权政府在国家建设中应加强媒体监控,着重培养“国家意识”以取代“自由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