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教材在大学语文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因而进一步加强大学语文教材的研究十分必要。本文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意义：一是较为全面地考察了350部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实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二是对改革开放之后30年的大学语文教材的分期进行了初步尝试,便于人们从宏观上把握不同时期大学语文教材的特点；三是对350部大学语文教材选文等进行了定量考察,促进了大学语文教材研究的细化；四是本研究在大量事实材料基础上,分析了教材编写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改进建议,针对性较强,对进一步提高我国大学语文教材编写质量有一定参考价值。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这部分简要介绍了国内外有关研究的概况,阐明了本文研究的目标和意义,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数据统计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必要的说明,尤其是对1978年之前的大学语文教材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这部分揭示出1978年之前的大学语文教材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在排版方式和文字使用形式上与之后的教材明显不同,二是在内容构成上只由文选组成,三是选文上已体现出古今兼及或中外兼及的特点,四是1949年至1950年出版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与之前的教材在政治色彩、中外文选、古今文选方面差别较大。第二章是“恢复期的大学语文教材(19781996.5)”。这部分简要介绍了恢复期的大学语文教材产生的背景,对恢复期大学语文教材的出版与发行、内容体系的构成、选文编排体例、文选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考察表明,在发行量方面,恢复期的教材在单部教材发行量上十分可观；在内容体系构成上,恢复期的教材以“文选”型为主；在选文编排体例上,恢复期的教材以“文体”型为主；在文选古今中外方面,恢复期的教材以中国作品及中国古代作品占多数；在文体上,恢复期的教材所选的中国古代及近代作品以“诗”为主,所选的中国现当代作品以“文艺文”为主,所选的外国作品以“小说”占多数。这部分还揭示了恢复期的大学语文教材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教材在课文编写上较为精细,二是教材主体内容的构成形式比较丰富,三是教材体现出比较明显的古今中外兼及的特点,四是教材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第三章是“素质教育期的大学语文教材(1996.62008.12)。这部分对素质教育前期及后期的大学语文教材发展的背景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素质教育前期及后期大学语文教材的出版与发行、内容体系的构成、选文编排体例、文选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考察表明,在发行量方面,素质教育期的大学语文教材在单部教材的发行量上与恢复期比有明显下降；在内容体系构成上,素质教育前期的教材以“文选”型为主,后期的教材以“文选十写作”型为主；在选文编排体例上,素质教育期的教材以“文体”型为主；在文选古今中外方面,素质教育期的教材以中国作品及中国古代作品占多数；在文体上,素质教育期的教材所选的中国古代及近代作品以“诗”为主,所选的中国现当代作品以“文艺文”为主,所选的外国作品前期的教材以“小说”占多数,后期的教材以“诗”占多数。这部分还揭示了素质教育期的大学语文教材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教材主体内容的构成形式特别丰富,二是教材在选文编排体例上灵活多样,三是选文在古今中外兼及方面的特点十分突出,四是教材发展的速度相对较快。第四章是“案例研究：当前部分有代表性的大学语文教材”。这部分对有代表性的高校本科类教材进行了介绍,以2007年徐中玉和齐森华共同主编的《大学语文(第九版)》及2005年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为代表,详细分析了这两部教材的编写情况,并对它们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对有代表性的高职高专类教材进行了介绍,以2008年孙听光主编的《大学语文(第二版)》及2008年邓福田和陆玉团共同主编的《大学实用语文》为代表,详细分析了这两部教材的编写情况,并比较了它们的同异。在此基础上,对上述两大类有代表性的教材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出两类教材的相同(或大体相同)及不同之处。第五章是“基于1978年以后大学语文教材状况的思考”。这部分对1978年以后我国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取得的经验和成绩进行了总结,并对1978年以后我国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予以揭示,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教材编写的改进建议。第六章是“结论”。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