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身体地理学在女性主义的推动下迅速兴起。它的兴起突破了地理学建立在笛卡尔身心二元论哲学基础上的研究范式，建立了身心一元论为基地的研究路径。身体地理学重视身体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将身体视为挑战主流文化为边缘群体发声的武器，但当前边缘群体的研究普遍关注个体表达，忽略了其与周边世界的互动和协商。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身体地理学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反思乡城流动人口宏大叙事的研究范式，于微观处洞察城镇化洪流中拾荒者个体与城市的互动过程，于差异性中再次理解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拾荒者是乡城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既与乡城流动人口具有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作为边缘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关于边缘群体的研究中对拾荒者的关注也越来越多，目前多集中在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对这一群体的关注较少，且大多忽略了拾荒者个体的能动性。本研究参照空间等级的尺度理论，引入注重共时性体验的“身体技术”和“身体体验”的概念，从最微观的空间尺度—“身体”出发，聚焦于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家”的流动与变迁，管窥快速变化中的城市政策与话语，全方位地考量处于城市化和现代性冲击下的拾荒者在乡城流动过程中的身体实践、情感认同和空间协商。　　为了更真实地揭示拾荒者群体的日常生活活动和情感表达，本研究采取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中的“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的方法，展开对拾荒者群体的个案研究。结合实地调研得来的一手资料，本研究从三个层面展开，即拾荒者于物质空间的协商、其社会关系的维系和重建、自我身份的认同与情感归属，并分为三章论述。结论如下:①隐藏在宏观社会空间结构中的拾荒者具有能动性，并在乡城流动过程中不断塑造着自身的身体技术，从而成功地占据城市中的生存空间。他们熟悉城市中的社会秩序，并积极适应甚至扭转劣势，种种街头策略保障了该群体在风险和危机中得以长久地居留在城市，并在日常生活中影响和改变着城市的文化景观。②通过对其空间形态的考察，我们发现这些分散的工作生活空间，不仅仅是拾荒者立足于城市的客观载体，还是社会关系状况和自我身份认同的物化。从拾荒者日常交往的频次和信赖程度得知，在城市空间中拾荒者具有强烈的群体认同，尽管该群体长期生活在城市之中，但是他们与城市群体的社会距离还较远。③家尺度是连接身体尺度与城市尺度的节点和媒介，乡城流动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归属往往通过对“家空间”的营造体现出来。通过对拾荒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乡村是拾荒者在乡城流动中的情感的最终归属，同时也是其流动的最后退路。经过拾荒者身体体验的影响以及身体实践的改造，拾荒者所要回归的已不是传统的乡土社会，而是经过带着现代化想象重构后的乡土社会，是“乡土化”之后的家。本研究延续了身体地理学中的“他者”研究，并结合身体-城市理论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探究拾荒者与其周边世界的动态互动，全面细致地揭示了拾荒者在乡城流动过程中的生存景况，弥补了相关研究中只关注个体，忽略宏观社会情景的研究缺憾。同时，本研究努力将身体-城市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现实情景相结合，在为拾荒者发声的同时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期填补经验研究的匮乏。